滇西抗日老兵战后多死于贫穷疾病。腾冲县委邀请50多位建在老兵座谈，并送给他们纪念品：每人两包奶粉和一些糕点，一个塑料袋装着。老兵回家后原封不动地将纪念品放在祖先的牌供拱在一起。
国殇墓园
走近滇西老兵群
抗日老兵，那是他们曾经的身份。
这个身份，意味着枪林弹雨，与日本鬼子面对面的真刀真枪的厮杀；意味着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性命；意味着忍饥受寒，赤脚千里，炮火连天中转战疆场；还意味着远离爹娘，流落他乡，与故乡、与亲人生死两茫茫。
现在，他们其实就是农民，是一位又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农民。
他们祖祖辈辈原本就是农民，生活在华北平原、黄土高原，或者生活在云贵川的崇山峻岭之间。日本鬼子来了，他们成了“壮丁”，放下锄头和背篓，持刀操枪，奔袭千里，与日本人拚命。他们中的大多数死于鬼子的枪弹和刺刀，活下来的又大多死于过去几十年的贫穷和疾病。他们中少数中的少数，活到了今天，等到了抗战胜利60周年，等到了被人记起，被人翻山越岭地看望。
与缅甸接壤的滇西山区，曾经是中国远征军和日本侵略者反复厮杀的战场，因而遗留下大量老兵。当硝烟散去，战场归于平静，曾经的战士解甲归田，散落于滇西大山的褶皱中，在那些他们冲锋陷阵过的一个个坝子和山寨中生活下来。
保山市有隆阳区和腾冲、龙陵、施甸三个县，因此相应地形成了四个老兵群落。资料显示，1945年，留在腾冲县的老兵有1350多名；60年后，这个数字变成了108人。而整个保山地区的健在老兵，也不过300来人。
抗日老兵的身份，曾经的硝烟和鲜血，和平年代的人们未曾有过的也想象不出的那些经历，在他们的后半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特别的荣誉和安乐。他们就和别处农村常见的老农一样，几亩田地，几间老房子，风烛残年，努力地活着。
2002年8月15日，腾冲县委宣传部邀请县内50多位老兵座谈，并到滇池西战役纪念馆“国殇墓园”祭奠烈士。活动结束后，县里送给老兵们一点微不足道的纪念品，每人两包奶粉和一些糕点，一个塑料袋装着。
一些老兵后来的举止让所有人惊讶不已：他们回家后，将奶粉和糕点原封不动地摆在了家里的供桌上，和祖先的牌位供在一起。
参加松山战役的第八军工兵营唯一健在老兵张羽富抗战老兵张羽富在中国远征军的经历
本刊记者 发自云南
1944年5月11日，重新集结的中国远征军打响滇西大反攻。
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11、第20两大集团军，14个步兵师16万余官兵，强渡怒江，全线压至怒江以西的高黎贡山、腾冲、松山、龙陵、平戛等处战场，与日军决一死战。
16万官兵中，有面对国恨家仇、临阵入伍的义勇青年，但更多的是从全国各地征来的壮丁。
其中有老兵，如106岁的老军医傅玉德。老兵们大都参加过芦沟桥、台儿庄、长沙、武汉、广西昆仑关以及两次淞沪战役，与日本兵一场一场地血拼，几乎是徒步转战了大半个中国；有的甚至参加过军阀战争。他们的从军故事，就像一幕又一幕的传奇。
但更多的是新兵，是四十年代初在云贵川三省招募的农村青壮年。当时中国的大部地区如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都已经沦陷，只能到尚未沦陷的云贵高原，到那些山区和平坝的寨子中，征集年轻的农家子弟，将他们送上抗日战场。
国难当头，兼之国力衰弱，来自农村的新兵们，在成为壮丁的第一天，就走上了一条困苦之路，甚至是不归之路。
张羽富，80岁，原籍贵州省德江县，现在是云南陇川农场退休干部，1943年腊月二十三入伍。那一年，张羽富18岁。
“壮丁都是用绳子捆着，5个人捆在一起，上百人串起来，枪押着就上路了。白天走路，晚上圈成一圈困觉。不许跑，跑了捉回来打板子，往死里打。拉着走了7天，到了遵义。”
离开遵义的日子，张羽富也还记得，那是转过年的1944年正月十六。他们往云南方向走，还是绳子捆着，走了两个多月，到了文山，分入部队，张羽富因为有点文化，被编入第8军工兵营一连三排七班。
这时，和他一道走过来的壮丁已经死了一半，他们死于饥饿和疲劳。每天只有二两老糙米煮的稀饭，年轻的张羽富饿得连连掉头发。穿草鞋、打赤脚，千里迢迢，爬山涉水，张羽富自称这一路“掉了两层皮”。
第8军的战场在怒江西岸的松山，张羽富换上军衣之后，迅即赶往滇西，依然是白天行军，晚上打草鞋。
张羽富所在的工兵营后来在著名的松山战役中立了大功。
整个滇西战役，主要是在松山、腾冲和龙陵三大战场展开，其中松山战役是重中之重。
松山扼守着滇西进入怒江东岸的交通咽喉。它紧靠怒江惠通桥，“前临深谷，背连大坡”，左右皆山，中缅公路穿山而过，其地势之险要被西方记者称为“滇缅公路之直布罗陀”。
日军在此盘踞两年，早已广筑工事。那些上层铺着钢板的碉堡，“布满坡面，如龟背纹，周以刺铁丝数重，堡垒内外，编成浓密火网，互为支援”。每个堡垒“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与观测，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仓库”。这些工事在建造之时，日军已经用飞机炸弹做过试验，毫发无损，因此驻守日军113联队队长松井秀治放言：“松山筑起的是战略保险箱”。
此外，日军阵地还有完备的供水、供电和通讯系统，甚至设置了慰安所，摆开了死守到底的架势。
6月4日，远征军第71军仰攻松山，占领拉勐，对日军形成包围，苦战一个月，阵亡1000余人，改由攻击力更强的第8军主攻。
又过了一个月，第8军攻至敌军主阵地150米前，再也攻不上去。副军长李弥命令工兵营，就从山腰开始，向上挖坑道，挖到日本人的碉堡底下，来个釜底抽薪，把日本碉堡连同日本鬼子，全部用炸药炸掉。
张羽富亲手挖掘了那两条致敌于死命的坑道。“先是躺着挖，然后跪着、蹲着挖，最后才能站起身来。白天挖坑道，晚上偷偷运土、运炸药。装上炸药后再从山下面把土运回来，把坑道填好。”
十来天后，150米坑道挖成，3吨炸药运毕，两根导火索铺就，坑道完全填满。8月20日，中国部队佯攻一阵，全部下撤，包括卫立煌、宋希濂在内的远征军高级将领悉数到场观看。
张羽富亲眼看着工兵营营长尚承序“手有些抖，猛吸两口烟，把烟头扔掉，狠狠摇着那架电话机改装的起爆器”。几秒钟之后，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中，松山主峰子高峰的日军最大碉堡被炸塌陷成两个大坑，70多个日本兵被活埋于地底。
张羽富和战友们顾不上隐蔽，跳出战壕高声欢呼，荣誉3团则不费一枪一弹冲了上去。
自此，中国军队开始在主峰上与日军展开拉锯战。9月1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下令，务必在“九・一八”国耻日之前拿下松山，否则军长副军长按军法处置。副军长李弥急红了眼，抓起一顶钢盔扣在头上，操起冲锋枪，带着特务营上了主峰阵地。6日，张羽富看见李弥被卫兵扶着从山上下来，李弥“眼眶充血，胡子拉碴，呢军服变成碎片，打一双赤足，身上两处负伤，人已经走了形”。
到了9月7日，松山终于收复。
当时的情景，张羽富记得一清二楚：“大概下午四五点钟，山上传来消息，说胜利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李弥坐在指挥部外面一块石头上，参谋跑上前向他报告，他坐着没动，接着眼泪一下子就滚出来……”
松山一战，日寇113联队3000多人被全歼，但是远征军也付出了阵亡6000人的代价(其中就有张羽富的8位老乡)，第71军新28师、第8军82师、102师伤亡殆尽。
61年了，张羽富还是忘不了那些躺在山坡上阵地前的战友尸体，忘不了他所熟悉的全军覆没的荣誉三团。“荣誉三团全是跟日本人交过手受伤的老兵，在重庆、昆明养好伤后重新编入部队。他们打仗最勇敢，但最后全打光了，团长赵发炳心疼得直哭。”
松山战役从6月打到9月，正是天气最热、雨水最多的时候。漫山遍野的尸体很快腐烂，“士兵站岗时，蛆都往腿上爬；山上的树和野草都让尸水泡死了。”张羽富说刚上阵地时根本吃不下饭，后来又连逢大雨，排长以上的军官才有件雨衣，普通士兵只能躲在战壕里任由雨水从头浇下。
1945年3月，第8军使用美式装备，张羽富领到了从军以来的第一双胶鞋，这时他已经从滇西战场撤到了大理。
后来，张羽富跟随部队几乎沿着入伍时的同样路线，从云南步行，走到贵州，又走到广西，然后走到广东，再走到香港九龙。然后北上内战，到了锦州、潍坊、徐州，最后在广东三水全军起义。再沿着原来路线，一步一步走过广西、贵州，还是回到了云南。
1949至1955年，张羽富他们以大理为驻地，四处开山修路，南边修到临沧，北边修到德钦。最后响应号召，重新回到当年的滇西战场陇川县农场，开荒种田，屯垦戍边，直至退休。
张羽富脾气温和，一生老实，做事卖力。早在1953年，他就在修路工地上多次立功并入了党，此后，在陇川农场，也一直担任中层干部。因忙于工作加上山高路远，直到1965年，才利用在西双版纳搞“四清”的机会，回到贵州看望老母亲，这距离他被抓“壮丁”已经22年。
当时，40岁的张羽富依然单身一人，早年离家时定下的娃娃亲已经成了弟媳妇。文革中，张羽富受到冲击，他担心会被遣散回老家，如果还是单身，没有面子，就委托老母亲在老家找了现在的老伴。
如今，张羽富的女儿在陇川县城工作，儿子辞职下海闯深圳，在华为公司做事。他和老伴生活在农场的一处平房里，去年退休工资调整，他一个月可以领到八百多元。几年前，张羽富在一座山包上买了块墓地，那里掩埋着许多先他而去的战友，有的是南下的八路军，有的是和张羽富一样的国军。作为抗日老兵，他们已经彻底融入这块流过血的土地。
李玉宵－记者能找到的张炳芝照片唯一的照片(摄于2002年)
滇西花木兰--唯一健在的抗战女兵张炳芝采访纪实
她是滇西地区唯一健在的抗战女兵；她深居简出，不为人知；她拒绝媒体采访，拒绝记者拍照，两次扔掉记者送来的礼品；她又是虔诚的佛教徒，日常家务之余，双手合掌，念佛经做“功课”。
张炳芝，女，83岁，腾冲县文辉女子中学毕业，大理干训团第19期学员，原国民党71军28师政治部中尉宣传干事。抗战胜利后在小学任教。1958年起，先在造纸厂烧锅炉，在化工厂造肥皂，后来长期在公路养护段做道班护路工人，直至1980年退休。
本刊记者 李玉霄(微博) 发自云南
腾冲县腾越镇周家巷，一处极不显眼的院子里，住着一位82岁老太太。她瘦小、驼背、腰有点弯，一头白发轻轻挽起，一身洗得发白的对襟青布衣裳，声音清亮柔和，待人和气。
老太太和三女儿住在一起，家里正在翻盖房子，院子就成了工地。南墙边有两间矮小的平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是老太太的卧室。
她极少出门，同一个巷子的邻居都很少见到她。她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家里，局限在那两间小平房和平房外面一条五六米长的走廊上。
她好像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因为身上有伤，不能长久站立。她已经习惯了做完简单的家务之后，就坐在小小的卧室里，关上门，双手合掌，一个人连续不断地念颂佛经。
极少有人知道，这位老太太是目前保山市惟一健在的抗日女兵；更没有人知道的是，因为她曾经像花木兰那样，一身戎装，出现在抗日战场上，而一度被整成间歇性精神病人。
老太太名叫张炳芝。
“木兰”从军
1942年5月3日，畹町国门失守，日本军队从缅甸侵入中国境内；10日，292名日军大摇大摆开进腾冲城，“极边第一城”自此沦入敌手。
此时，张炳芝还是腾冲县文辉女子中学的一名中学生。日本人来了，无法再读书。父亲一年前去世，母亲早在她3岁时就离开人世。张炳芝就和姐姐一起，混在逃难的人群里，逃往远离县城的山寨，乃至人迹罕至的高黎贡山。
1942年8月，由云南民国知名人士李根源倡导的滇西干训团(全称“军事委员会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大理三塔寺正式开学。张炳芝读完了第6军预备2师的训练班，在保荐之下，又从腾冲走到大理，成为滇西干训团的第一期学员。
那时，她是腾冲县仅有的13名女生之一，也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女生。
一年之后，张炳芝被分配在第71军新28师政治部，任中尉宣传干事。向各界人士宣传抗日救亡，教士兵读书识字，慰问伤兵，帮伤兵写家信，等等，这些是她的日常工作。
就是在新28军师部驻地蒲缥，她认识了同样在师部工作的通讯连连长秦子霞。秦子霞来自湖北安陆，高中毕业后家乡被占，考入昆明一所专科学校学通讯，后来加入远征军。他脾气温和，身材高大，她刚出校门，热情开朗，两位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1944年5月，远征军开始滇西大反攻，张炳芝跟随部队渡过怒江天堑，进入龙陵战场。11月龙陵光复，张炳芝和秦子霞结婚，并且离开部队，张炳芝说服丈夫留在了她的家乡腾冲。
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张炳芝先后在腾冲附近山区的几个小学里教书，丈夫有时和她一起当老师，有时自己出去做事。他们相继生了两个孩子，小小的家庭不算富裕但较为平静。
1956年，秦子霞在陇川小学被集中到保山进学习班，第二年被送至瓦甸农场劳动改造，三年后回到腾冲，在外面拉板车，拉石头，拉沙子，拉木柴。
1949至1957年，张炳芝大都在家看孩子做家务，没有工作。1958年，开始当工人，先是在造纸厂，后来又到化工厂，最后于1963年10月，调进腾冲公路养护段，做道班工人，养护穿越高黎贡山的老滇缅公路。
以上情况，多数是记者在张炳芝的档案中得来，少部分来自张炳芝老太太自己零散的回忆。
三访张炳芝
采访张炳芝之难，出乎记者意料。
老人虽然年迈，并不拒绝陌生人来访，但是，不愿意回忆，不愿意说话，尤其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后半生。往往是话头刚一打开，她就连连摆手“提不得，我不想说！”坚决拒绝。
在记者之前，她已经很客气地让两家中央级媒体的记者枯坐半日，无功而返。
知道老太太，是当年的“娃娃兵”周光永作的介绍。周光永十来岁入伍给抗日部队送情报，攻打腾冲县城时往敌人碉堡里塞手榴弹，后来被打成“极右”，判刑6年，在水银矿井下背矿石，又被管制劳动3年，所受磨难苦不堪言。
但他说，张炳芝受的罪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5日晚上，周光永带着记者第一次登门拜访。老太太除了拒绝外，几乎一言未发，女儿秦莉莉反复说，直到现在，当年的遭遇给家庭留下的阴影并未消除，他们不想再回到过去。
6月6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张家。工人正在干活，老太太一个人坐在卧室床前，双目紧闭，两手合掌，大声地念佛经。记者在窗外站了十多分钟，老人没有发觉。
整个上午，老人都是坐在厨房里，和记者零零碎碎地回忆过去。老人不失热情，但很多事情都是一带而过。
不过，在记者小心翼翼地提到“文革”期间她挨整时，老太太突然提高声调，“邦邦邦”连续不断地用手指敲击饭桌，最后甚至拍起了桌子：“就说你是反革命，就说你是特务，你还不是得接受？！”记者问她那时候能不能回家看孩子，老人又敲起桌子：“哼！你还想回家？！哪还有什么家？！”
接下来，依然是坚决的拒绝。
6月8日，记者在保山市公路养护总段查阅到了张炳芝的档案。
在腾冲县公路养护段1978年7月26日呈送潞西总段的关于为张炳芝落实补发工资政策的报告中，赫然写有：
“1969年1月被隔离审查。在审查中，由于张奎达等……对审查对象进行逼供信、肆意破坏党的政策。张炳芝同志因被张奎达等人，多次地捆、绑、吊、打、跪、挂钢圈、戴脚镣等刑讯逼供，致使张炳芝同志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曾一度精神失常到处乱跑。但张奎达等人不就此罢休，在对其施刑后，还强迫劳动，直到张炳芝同志卧床不能行动，精神上继续折磨，生活上继续虐待，此情此景惨无人道……”
6月10日晚上，记者第三次来到老太太家。面对一撂档案复印件，秦莉莉激愤、无奈地将老母亲所受到的打击和盘托出。伤害
解放后，张炳芝历经整风、肃反、三反五反等诸次运动，都平安度过，厄运来自1969年之后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
吊着打，跪着打，男职工抽动皮筋殴打，戴上10公斤的脚镣，双腿磨破出血，三个人看守，挂牌批斗，不准回家，同事揭发告密……
根源就是老人当年的从军经历。
在家人反复的上访之下，近10年后的1976年2月28日，保山公路养护总段团委下文批复，认定张炳芝的经历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
但是，秦莉莉说，从被整时起，妈妈就身心全垮了。
1980年，张炳芝从养护段退休。这一年，她56岁，已经干不动道班工人那些重体力活了。四年后，丈夫秦子霞因高血压，从街道工厂回家，此前，他已经成了一位熟练的铁匠，可以做各种日常所用的五金工具。
没想到的是，就在两位老人都在家静养没几年，张炳芝的病发作了，而且发作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对温和、有修养、也是一生坎坷的丈夫，“不依不饶，张口就骂，甚至动手打”。
儿女们惊诧又心痛。秦莉莉说，他们回到家也要挨妈妈的骂，严重时“饭盛好了，都不能吃上一口，必须马上离开家”。
万不得已，他们给妈妈治疗了一段时间，老太太的精神状态略有好转，但是，时至今日，老人还是没有也没法从阴影中走出来。
6月10日晚上，就在记者和秦莉莉交谈时，隔壁又传来老太太高而尖细的声音。秦莉莉停止说话，让记者仔细听。她说，老妈妈这是一个人在骂“有坏人，有人要整我们家”。
这是老太太目前遗留的三个“症状”之一，就是经常会旁若无人地高声叫喊：
切菜时，有时骂起来了，就开始愤怒地挥刀猛砍菜板；一个人坐在藤椅上，会拍着扶手，直呼其名，叫骂当年整她的那些人。
另外，老人在做家务时，常常自言自语，别人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当天记者刚进院子，老太太一边细细地擦洗走廊地砖，一边自说自话。
秦莉莉说，妈妈现在自言自语是天天如此，高声叫喊是家常便饭。
更让儿女们心痛的是，老人有时候依然不相信外人，包括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时，她的防范措施就是将他们带来的所有东西，统统扔掉。
秦莉莉和她的二姐先后给她买了牛奶，扔了，说有毒，扔在装花肥的大缸里。半个月前，她扔掉了秦莉莉带回家的六斤香蕉。
水果之外，糖果、糕点、甚至是蔬菜，都丢过，丢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记者三次拜访老人，前两次给她买了五斤芒果、一箱牛奶。6月10日晚上，秦莉莉告诉记者，芒果在第二天一早就被老人扔掉了，牛奶也不让家人喝，担心有毒，也要扔掉，好在被秦莉莉劝阻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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