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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谣不能免责 误报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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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论,人们容易相信期望中的、认为合理的事情。尤其是望穿秋水的事情看似终于来临时,就会忘记证实。所以,才会发生《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误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2011年47号)”的事件。

劳动不是瞬间之举,所得全是时间积累。税法不合理地忽略劳动取酬的重要因素:时间,除去奖金,还有各种稿酬等等。人们一直在问:经年跨旬的劳动所得,按领取当月的收入计税,道理何在?奖金计税的方式如果改了,或许连带纠正相关错误多年的其它纳税项目。各大媒体不厌其烦地宣讲了新的计税方法,那天的收视率和发行量恐有明显增加。不料,亿万民众空欢喜,如温庭筠说: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

国家税务总局虽然紧急发布声明辟谣,不能等于洗清责任。因为,税制不合理,才会出现这种事,他们有直接责任。如果原来的规定比较合理,改成完全不合理,所有媒体都会仔细核实的。这次媒体虽然误报,却不必过于自责。因为新闻的功能之一是传达民意,而假公告的内容正是纳税人的心声。这次的误报,可以视作对税务政策的一个提醒;也许是一个启示:段子、讽刺之外,一本正经地做一个假文件,也许传播更快、更广呢。可是,不能胡来哦。

在大陆,社会谣传时有发生,造成抢购、逃难等恐慌。村夫民妇可为、政治意义不大。像这次义正词严地撰写一个政府公告,似非一般的手笔。在国家大事上夸大舆情的,近代史上有过几例,后果正反两面都有。比如:公车上书。1895年,1200多(也有说3000余人的)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政治改革。彼时,士子来自全国,各省都通电报,科闱中人已是统治阶级一部分,如许声势,给朝廷的压力很大,进而导致了戊戌维新。其实,史料披露,真正和康梁一同具名的,不过三百多人(一说603人),而且有些名字是“代签”-----假而有益社会和历史。签订“马关条约”是公车上书的直接诱因,国祚积弱、民不聊生是社会基础。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发生,清廷接到的报告说:关内各省纷纷通电响应。其中十五个省宣布脱离清室独立。当时中国内地划为十八省,有全国的意义。说明满清已经失去代表性、合法性。不久,皇室就下退位诏书了。事后才知道,真正通电独立的省没有那么多。但是,反映了全国人民结束帝制的愿望没有错。为国为民,能不能突破“新闻专业”的教条,制造新闻、诱导舆论?算不算“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弄巧成拙的也有:一代枭雄袁世凯,夙有称帝之心,而又生性迷信。遇“命理大师”得一暗示:袁氏一脉,历代没有活过五十八岁的,称帝之举或能冲破此运。老袁还在犹豫。其子克定,组织筹安会劝进。与杨度等定下一计:给京城大报《顺天时报》单做一个版本,编造民间舆论,吁请恢复帝制。并且只印一份,只给袁世凯看。结果,袁某还是死于五十八岁。

说远了,回到假公告。诚然,政府部门如能恪尽其职,民间也就不必出此下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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