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泽东看准邓小平确有反骨，想翻文革的案后，就无意再摆迷魂阵了，下决心批邓。选择的题目是评《水浒》，批“投降派”，把邓和周放在一块打。这对已经病入膏肓的周来说，无异于在他背后又捅了一刀。一向逆来顺受的周在生死交关之际，向毛讨还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并当众为邓讲话。
形势逆转
目前大陆官方的论着多把一九七五年中国政局逆转的起因，归咎于这年十月前后毛远新向毛泽东的“挑拨性汇报”，并竭力淡化毛本人评《水浒》谈话的政治含意，把它说成是“四人帮”的“借题发挥”，以开脱毛的责任。这完全是倒果为因，过分抬举了江青一干人。
实际上，毛泽东才是整个事情真正的祸首，不仅评《水浒》运动是其精心策划、一手导演的，而且就连毛远新接任他的联络员也是整个部署的一部分，是他觉察出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往周恩来、邓小平那边靠得太近而采取的掉换措施，就像当年文革发动前夕起用汪东兴接替杨尚昆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样。
自从邓小平在各行各业大张旗鼓地推行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冷眼旁观。当时，毛之所以没有马上出面干预，是因为眼下正需要藉助邓来整治文革后的乱局，重建社会的秩序和效率，正如当年大跃进栽跟头后，不得不容忍刘少奇出来收拾残局一样。不过，毛心里非常清楚，邓小平这次又旧病复发，搞起“白猫、黑猫”那套实用主义来。虽说是打着“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却与文革的主旨格格不入，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长此以往的话，势必动摇根本。这是毛不能听任不管的。
随着整顿的全面展开，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疑心越来越大。七月间，邓建议公开发表毛在五十年代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毛一眼便看出这是邓企图打着他的旗号，为搞“白猫、黑猫”的那一套造舆论，所以并没有同意，让邓碰了一个软钉子。本来，这是一个信号，邓应该有所警觉才是，但他却不以为意。
其实，毛泽东对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有所保留的态度，当时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像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已经觉察出来，曾婉言相劝，但邓本人却头脑发热，过于自信，自恃有毛的支持，根本听不进去，不知收敛锋芒，暂行韬晦之术，守时待机；反而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自许，号召“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一味逞强躁进，最后导致整个局势逆转。
后来批邓的起因，固然是因邓小平向毛泽东转送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告迟群、谢静宜的信而起，但这只不过是个导火索，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邓在政治上急于事功，过早曝了光，而让毛警觉到邓所搞的一套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点，除了前述周恩来、叶剑英之外，连邓手下的一些人都看了出来，像当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为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就在风云突变后，提醒邓说，不只是转刘冰信的问题，毛可能对搞全面整顿的做法早就有意见。
对于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对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时操之过急的非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用曲笔有所回应和辩护，说：有人说，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是对的，但是进行得太急了；她把这归于邓认为：“时间、机会，对于他来说，都太珍贵了”，说邓“早已将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不过以笔者之见，时间、机会固然难得，稍纵即逝，但欲速不达，导致后来政治上的大翻车，岂不更可惜？而且对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仅仅不怕被打倒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个人的进退攸关整个大局，否则只是一种匹夫之勇，不足以成大事。
事实上，正是因为邓小平在推行“全面整顿”时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强躁进，急于抓出成效来，结果被党内文革派抓住不少“辫子”密报给毛泽东，从政治上杀回马枪过来，最终导致大局逆转。邓本人虽然也知道这一点，却认为毛正有求于他整治文革乱局，因此不以为意，掉以轻心，甚至还公开自嘲他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
例如，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应该解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认为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这个“叛徒集团”正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又如，邓小平曾利用陪同外宾参观访问上海的机会，有意识地对当时在上海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泽东近来对江青的批评，并点了张春桥的名，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企图挖“四人帮”大本营的墙角，但却弄巧成拙，反而被马天水出卖，将谈话内容密报王洪文。正在多方收集材料准备反扑的江青立刻让王洪文把这次谈话整成材料，用特大字抄写，报送给毛，并加了批语，指这是一次策反的谈话，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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