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成中国新闻发言人“挑战者” 压力越来越大

[导读]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从延安时期到“后非典时期”再到前不久的温州动车事故，越来越多地被公众关注并逐渐进入舆论的中心。而记者也逐渐成为新闻发言人“权威”的挑战者。

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断发展，现在已经建立起三级发言人制度，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基本形成。

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开始尝试新闻发言人的最初实践。最初的新闻发言人带有浓重的政治宣传需要，而解放后的新闻发言人则重点体现在外交领域。

追溯中共新闻发言人的源头，董天策说，“就是需要的时候就去做”。

延安时期：主席上阵，才女当家

实际上，在革命年代，中共就已经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雏形。

早在国民党当局对苏区展开围剿之时，中共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

1936年，还在长征途中，中共成立中央对外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

随后，中共开辟了从瓦窑堡----延安----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与外界联系。此交通线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舆论封锁，标志事件之一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延安的采访。

随后，中共采取了大量的外事宣传工作。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担纲“新闻发言人”，阐述中共主张。

波兰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评价说，这是“把一座关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阳光透进来”。

通常被认为是中共第一位发言人的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家龚澎。她也是中国第四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妻。

能说出很多真相的能力让她的对手都心生敬佩。

国内迄今为止能找到的关于龚澎最早的新闻报道是在1946年6月：

“（新华社延安七日电）美联社沪六日讯：中共领袖周恩来之秘书龚澎小姐称：中国警察封闭了她的新华周刊，该刊只出版一期，为中共在上海之唯一刊物。她说：这种行动是非法的，并谓此事表示政府已取消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

这次事件指的是中共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被国民党上海当局查禁。

1940年秋，时值抗战的关键时刻，已被调往重庆工作的龚澎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同时也担任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主要和外国记者打交道。正是她向外国记者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据龚澎之女乔松都的回忆录记载，国际友人爱泼斯坦曾评价说，龚澎的个人魅力的确是吸引人的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外国记者可以从她那里听到许多事实和真话”。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1943年称龚澎为“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年轻女子”。除了称赞她才智超群外，费正清认为，龚澎的魅力还“因为在这个充斥着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费正清称她是“言论自由的象征”。周恩来则称赞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龚澎）”。

龚澎的魅力甚至还赢得了她的对手国民党行政院的发言人张平群的称赞，他不介意在公开场合称赞，这个异党派女新闻发言人的能力。

解放战争时期：是政治宣传也是外交斗争

对于中共第一位发言人是谁？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董天策认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最有可能是范长江。

著名报人范长江1909年出生于四川内江。从1933年开始，范长江开始为报界撰稿。直到1935年，作为《大公报》特约记者的范长江开始了著名的西北之行后，声名鹊起。

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系列稿件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随后他报道西安事变、采访延安领导人等，得到了中共、国民党以及整个社会的高度认可。

抗战胜利之后，已经加入中共的范长江被周恩来指名担任中共中央和平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此时，范长江经常发布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见频频来访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种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和平的一个窗口。

从1946年开始，在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担任发言人的是另一位报人----梅益。

那个时候的新闻发言人还没有形成一种制度。鉴于当时的特定形式，新闻发布既是一种政治宣传，也是一种外交斗争，更是一种统战形式，特别是在抗战到建立新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共新闻发布被赋予了较多的历史性的政治任务。

建国后：外交家的个人魅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的对外新闻发布工作主要是外交部主导的。

1949年11月，龚澎被任命为情报司司长（1955年更名为新闻司），她的一项工作内容就是联络和管理外国记者及外国通讯社。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国正式的新闻发言人首次在国际舞台亮相。会议期间，龚澎和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举行了多场记者招待会。

这个时期，中国政府的重大新闻都是由新华社首先发布，龚澎大胆提出新闻司应提早发布信息，让新华社和外国通讯社同时发新闻。

在国内的新闻发言人也是由外交部主导。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外交部新闻司在八大会场专门设立了新闻报道组。

这个时期，以周恩来、陈毅为代表的共和国外交部长主导了中国对外的新闻发布工作。他们风趣幽默，具有极佳的人格魅力；不仅有“围棋外交”、“乒乓外交”这样的外交策略，也有流传甚广的妙语。

曾有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中国是否有妓女”，周恩来敏捷回答说：“有！”同时补充说：“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

周恩来另一个经典的回答是，当有外国记者问“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但中国真正与国际接轨，开辟新闻发言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后：从捍卫国家的利益出发

通常，我们把1982年看做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元年。

1982年3月26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钱其琛主持新闻发布会。

这场新闻发布会时间不到5分钟，没有安排记者提问，新闻发言人也不回答任何问题。

这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新闻发布会。

严格意义上说，此时的新闻发言人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新闻发言人。但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历史上，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分析这个时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董天策说，当时主要是三个层次：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外交部。那个时候，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是很明确的，一般是由副部长或者司长兼任发言人。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需要让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就需要给别人提供信息。

此时为国家发言阶段，这个时段的新闻发言人依然是外交部主导的。中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最初的考虑是从捍卫国家利益出发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即是这个阶段新闻发言人的典型样本。作为国家代言者的新闻发言人，要求他们站在国家立场，面对外部世界，代表国家向世界发声。

这个期间的一个典型代表是1991年到1994年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吴建民，他也被称为最有风格的外交部发言人。

后非典时代：被大事逼出来的新闻发言人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说，2003年初的“非典”疫情使政府认识到信息公开的紧迫性。

资料显示，从2003年4月初到6月24日疫情解除，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举办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

“非典”事件中的“苦头”、“甜头”尝遍之后，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也应运而生。

2003年9月22日，国新办在北京顺义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据王旭明的回忆录记载，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在第一堂课上说：“中国的声音为什么在西方这么弱，我走到哪里都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说到底是我们的工作没到位。”

第一期参加培训班的人被称为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学员，除了王旭明外，还有刚刚被免职的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第一期培训班结业后，国新办有关负责人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非典”对于各部门加快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完善，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非典”过后，国内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全面铺开，公检法系统中也开始大胆试水。

“一些比较基层的的公检法机构，成立了公关室，或者叫公关处，而不是叫新闻发言人。这个公关一方面树立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就是解决危机，就是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当救火队。”在董天策看来，在现今警民关系较为紧张，司法纠纷突出的情况下，采用新闻发言人来进行“公关”，是新形势下因应社会治理需要的一种进步。

“大事”倒逼下的推进

在此之后,新闻发言人的每一步推进，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一件件“大事”的步步“倒逼”。

这符合“中国的制度变革往往是由重要工作或者重大事件的推动来完成”的一贯特点。如，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即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

一个似乎并不偶然的现象是，在举行重大盛事的前夕，比如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等，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举办城市，开始了“不约而同”的建立和深化。

董天策举例说，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往基层渗透。在广州亚运前夕，广州市宗教局专门请了暨南大学的一批新闻学教师去培训新闻发言人的知识。

基层发言人面临越来越大压力

另外一种“大事”，也同样在客观上推动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它们不同于奥运、亚运、世博等这样的国家盛事，而是社会上累积的矛盾情绪的爆发。这些“大事”，被习惯性地称为群体性事件。

在董天策看来，2008年后，贵州瓮安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多有爆发。而随着网络力量的壮大和媒体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作为产生这些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基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维稳压力，而传统的处理方式已经落后。从2008年瓮安事件以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始了一轮对各地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的培训。

董天策说：“为什么要大面积轮训一遍？这就是说我们应对群体事件，尤其是在基层地方政府应对群体事件时经常手足无措。原来遇到就是压，想办法压下去，现在发现不行。而解决这个群体性事件的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是你怎么向社会各界介绍、解释这个事情，也就必须向新闻媒体发布。

新闻发言人必须向地方基层政府发展，这是一个现实的压力。

但地方基层新闻发言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显然有待提高。

2010年初，贵州安顺一派出所所长枪击致使两名村民死亡。曾参与报道此事的一位记者回忆了那场由地方公安部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场面：

“我觉得在他那个位置上，换了谁也不一定行。那个新闻发言人念完通稿之后，选择了几个本地记者的提问进行回答后，就想离开。结果就爆发了外省记者的不满。大家围着他要他回答问题，但他几乎对每一个细节都回答‘正在调查中’；他的回答甚至还自相矛盾，对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同时否认了。”

翻阅当年的报道，有这么一段，现简要摘取如下：

“记者：（民警）是否存在将其腿打伤后，再对其头部射击致其死亡的情况？

发言人：根据我们调查，首先，我们要明确指出，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不存在（对死者）击伤后再上前对其头部进行射击的情况。

记者：那是先击中头部击毙，再对腿部补上一枪吗？

发言人：这也不存在。

记者：这么说，既不是先打腿，也不是先打头，难道是（民警）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对（死者）同时开了两枪吗？

发言人：请等我们调查清楚再问。”

王勇平去职之后

8月16日，王勇平被铁道部宣布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在铁道部新闻发言人任上干了八年之后，将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代表。

尽管王勇平在7月24日温州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了被公众认为“不当”的言辞，官方发布的消息中并没有提及王勇平被免职的原因和去向。

被问及对王勇平调任的看法，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在8月18日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宁愿相信铁道部发言人的调动是正常情况。”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助理张志安 (微博)副教授认为，公众应逐渐习惯一个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在一两届之后被更换的情况。

王勇平曾出版过记录在美国学习经历和总结的专著《彼岸掠影》，但这本专著在7月24日新闻发布会前后遭遇的评论，如同他在去职前后遭遇的舆论。

王勇平“敢说，敢于面对公众”

王勇平，现在要称他为铁道部前新闻发言人，于1955年出生，湖南衡阳人。他从2003年开始担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直至今年8月16日。

王勇平也是2003年“后非典时代”第一批部委发言人之一。当时的同班同学还有教育部前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

王勇平曾被认为是最敢直面舆论的发言人，这也得到曾因“教育买衣论”、“名校生养猪论”而广受争议的王旭明赞同，“他敢说，敢于面对公众”，“面对镜头毫不含糊，还敢于抛出各种‘高论’，引得记者热评不断”。

在他眼里，王勇平“当然是黄埔一期的佼佼者”。

王勇平的确敢说。

2011年7月7日，京沪高铁通车后一周，他做客新华网说：“中国高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

半个月以后，温州动车事故中获救的小伊伊再次让他感叹：“这是一个奇迹！”

2011年7月14日，王勇平通过人民网回应“高铁应对恶劣天气能力差”的质疑时说，相对于其他交通工具而言，列车抵御恶劣天气的影响，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列车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畅通无阻。

一枪打中了靶子。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7月28日说，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分析，动车事故是由于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导致本应显示为红灯的区间信号机错误显示为绿灯。

“我说的已经够多了”

尽管王勇平在7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表现遭到了媒体和网络的口诛笔伐，现场也遭到众多记者的“围攻”，但王勇平在记者中的口碑整体上不错。在他去职后，有记者撰文回忆他任职期间，“尽职尽责，尽可能满足记者们的要求”。

《南方周末》援引铁路系统内部人士的话说，王勇平显得“勤恳友善但个性不足”。该报还称，王勇平曾在8月初想找媒体倾诉，但终因“还没想好”放弃了。甚至，他在去职后拒绝记者采访时，尽管态度坚决，但语气始终温和。

8月17日，新快报记者曾两次打通他的电话。王勇平在电话中称不愿意再说话，“我说的已经够多了”，“感谢你的关心”。这后一句话他说了两遍。

除了铁道部官员的身份，王勇平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和诗人。

他学识渊博，才思敏捷，曾出版过两本诗集，多部文学专著，并且对书法有研究。

2005年11月底，王勇平等31名政府发言人赴美国杜克大学参加新闻发言人培训，王旭明是同行者之一。

在王旭明的记忆中，王勇平“上课时提问特别踊跃，还特别爱照相，手特别勤快，似乎一个字没听清都要问老师”。

从杜克大学回来以后，王勇平写了一本书：《彼岸掠影：一个中国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在美国的见闻》，“图文并茂，个人感受与课堂实录相结合，充满异国情调和文化色彩”（王旭明语）。

这本2006年出版的书在当时是否引起波澜已经不得而知，但最近却被很多人翻出来，并加以传播。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发言人优劣，最根本的是强调诚实，编制的谎言越大，维护谎言的成本越高，被人揭穿并被抛弃的风险越大。”

这本记录了王勇平在美国的见闻和对新闻发言人思考的专著，在“那场失败的新闻发布会”前后遭遇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彼岸掠影》在卓越亚马逊网站上已经显示为“无货”状态。截至8月20日深夜，这本书还仅有三条评论：

第一条发表于2010年4月3日。网友“千雨千寻”评论说：“这是很好的一本书，不仅文笔流畅，文字优美，构思精巧，而且对从事新闻工作的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不错，很喜欢的！”

第二条发表于2011年7月28日，温州动车事件新闻发布会后的第四天。网友“zhouzhaohan”称：“无耻，坑爹，人格分裂，反正我不信。”

第三条也是发表于今年7月28日。网友“Johnny”说：“这是个谎言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条评论得到了一条回应：“奇迹的王勇平。”

“不能让那些永远说正确废话的人永远得利”

与《彼岸掠影》的遭遇相反，在王勇平被免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职务后，又几乎同时迎来一片惋惜和同情之声。

王旭明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谈及王勇平的调任，他说：“在铁道部处理事情不好、新闻发布会不成功之后，我宁愿相信铁道部发言人的调动是正常情况，宁愿相信不是惩罚。”同时，他亦表示，要惩罚也应该惩罚那些“应该出现在发布会现场却没有出现的更高一级的领导”。

“决不能让那些不说话、很少说话、永远说正确的废话的人永远得利。这是一种倒退！”王旭明说。

据媒体统计，在2004年底国新办首次公布的62个中央部委的75名部委新闻发言人中，如今只有8人仍为新闻发言人。

而那些当初有“个性”的新闻发言人大多数已经离开了新闻发言人的岗位，如国家林业局曹清尧，教育部王旭明等。有媒体撰文称，王勇平等一批“敢言”的新闻发言人的去职或许会让之后的继任者更谨慎少言。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助理张志安认为，这可以让继任者更多地从事件中吸取教训，更加敬畏民意；至于是不是“敢言”，关键取决于新闻发言人背后的系统问题，如部门领导是不是开明，新闻发言人有没有危机事件的处置权、参与权。“在一个强势的机构面前，新闻发言人不是最重要的。”张志安说，公众也不应对新闻发言人抱有太高的期望，“不能把对新闻发言人的感觉移情到背后的政府部门，看政府说得怎么样，不如看它到底做得怎么样”。

女记者的反思

可惜这种声音只能私下表达

早在7月24日，那场所谓“史上最混乱”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广州一媒体女记者在跟编辑沟通的时候就提到了那场新闻发布会上的混乱，“新闻发布会到最后，很多人同时提问，我什么问题都听不清，只听见很多记者对王勇平大喊，你别走，你要回来回答问题。”

这种强硬的声音，她说，自己感觉不舒服。

她认为，王勇平当天是准备回答记者的提问的，他没有回避，但记者的提问到发布会最后已经开始混乱，更多像是情绪发泄，“没人在乎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似乎都是错的。”

“如果大家都不是来沟通的，那么这种提问又有什么意义。”这件事让这个女记者长久地思考自己的职业责任，是要强烈地表达情绪，还是冷静地让新闻发言人回答出自己希望得到的答案。

这种话，她说，自己只能匿名私下说。“我知道当天有我这种想法的不只是我一个，同情他（王勇平）的也有人，但大家都不敢出来说，当时我们（记者）情绪就非常激动。”

在王勇平被宣布远赴波兰任职的当天，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发了一条微博：“新闻发言人就像一件超薄紧身衣，身材不好想靠它混过去是门儿都没有的。出了事儿的时候，只靠新闻发言人来撑着，更像超薄紧身衣湿了水，连烂疮都隐约可见。这时候赶来揭烂疮看到你还拿件破衣服遮遮掩掩，自然怒不可遏。如今，骂声不绝，换件衣服，身材不好还是不好，烂疮还是烂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