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7月26日，武汉《大江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这篇被人竞相传阅的文章在开篇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盲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
在那个腐烂与动荡的年代，类似的反动文章俯拾皆是。之所以将这篇毫无史料价值，文笔稀松平常的单拎出来，是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可贵的现实----上下醉梦。
由于多年来文科教育的失败，国人缺乏历史的现场感，一谈到辛亥革命，眼前就浮现出“烽烟滚滚血横流”“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画面，仿佛全体清朝人高度自觉，人手一本《推背图》，早就算好了10月10日改朝换代，只待天朝崩溃，各色人等，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便一齐跳出来，打跑颟顸愚昧的满酋。
这不符合历史真实。
据时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莫理循观察，1911年的中国是充满了新气象的。“（北京）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邸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
如果是拍电影，你可以说导演在渲染气氛，欲扬先抑。但这一片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波谲云诡还真不是所谓的蠢蠢欲动、隐含杀气。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不行，老婆要打酱油，娃要喝奶粉，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走。但可惜，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人民从来说了不算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最终将人生追求定格在“莫谈国事，赚钱移民“上。
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的情绪并不能打破晚清那种群体性麻木的常态，阶层分化的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稀释了对同一社会目标的持续关注。
1911，地处山西平遥，有“汇通天下”之称的晚清第一大票号“日升昌”由于时局维艰，存银锐减，它考虑的是如何重组转型为现代化的“银行”。
1911，后来成为民国最牛出版商的张元济已经尝到了出版教辅书的甜头，原本只有一间石库门房子的商务印书馆被一本名为《最新教科书》的教材推上了成功的天梯，他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下一个出版计划，迎接他比沈浩波路金波都要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911，滦州煤矿的负责人周学熙正和在庚子拳乱中被洋人骗走的开平煤矿打价格战。作为一名官二代（其父周馥曾任两广总督），周学熙一不飙车二不把妹，而是将有限的生命献给了同洋人作对这无尽的事业上。三年时间里，周学熙将英商打得皮开肉绽，元气大伤，搁到现在，定能将《环球时报》的一干左愤激动死。
1911，昆曲票友穆藕初正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学习棉纺业。他有幸成功为现代管理学之父泰勒那本管理学奠基之作《科学管理原理》的第一批读者。这个年近40的留美学生数次拜访泰勒，是唯一一个同这位管理学大师有过切磋的中国人。穆藕初学成归国后，筹资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他后来居上，迅速崛起，短短五年时间，就一跃而成同张謇、荣氏兄弟、周学熙并列的“棉纱四天王”。
在这个有着悠久投机传统，活似一座赌场的古老国度，各怀鬼胎的清朝人对于“武昌起义”这样一个若干年后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名词并非热情似火，因为大家还要忙着生存或忙着投机。
十几年间，革命党三天一暗杀，五天一暴动。吴樾敢在天子脚下炸出洋五大臣；徐锡麟打入敌人内部，搞死一个巡抚；温生才直接拦轿手刃广州将军（广东军区司令）孚琦。你说你要再不弄死个把总督，都不好意思让人报馆上头条。
虱多不痒。在没有推特的年代，很多人只知道武汉出事了，却没料到有生之年竟能见证一个王朝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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