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周恩来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心情非常压抑，百感杂陈，回首一生，内心的伤心难过更甚于恐惧悲愤，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
油尽灯枯
周恩来病情的急遽恶化，解除了毛泽东批邓的后顾之忧。在此之前，毛之所以暂停评《水浒》、批“投降派”，是因为不知道周的病到底还能拖多久，担心一旦批邓，周会运用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从中作梗。现在，周恩来已经命在旦夕，周、邓二人的联盟不攻自破，于是可以放手大干了。
实际上，毛泽东在表面上批评江青搞评《水浒》、批“投降派”是“放屁”的时候，就已在另辟蹊径，重新选择了批邓的突破口。其后，他对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状告迟群、谢静宜来信的批示，便是精心选择的“石头”，而毛远新则是指派的打手。
还在周恩来九月二十日那次手术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在暗中调兵遣将，展开批邓的部署。他怀疑一直给自己当联络员的王海容、唐闻生是周恩来、邓小平的人，于是把在政治上跟江青很紧的毛远新从辽宁调到身边来，充当向政治局发号施令的联络员。在这前后，毛特意徵询了毛远新对时政的意见，既是交底，也是搜集批邓的炮弹。
当周恩来的病势危重以后，毛泽东认为批邓的时机已到，遂发动攻势。他指派毛远新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人开会，对邓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大兴问罪之师，一连提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又把几个月前下放到上海“帮助工作”的王洪文召回北京，准备换马。
邓小平虽然对形势的逆转已经有所准备，却没有看出这是毛泽东故意采用的惹战激将法，因而在四人会上和咄咄逼人的毛远新顶了起来，驳斥了他的指责，说：“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毛远新自恃有毛在背后撑腰，也不示弱，回敬道：“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我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
邓小平的顶牛，正是在幕后坐镇指挥的毛泽东所预料到的。他在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表态说：“你和他吵，顺着不好，顶他，这就叫帮助。”随即下令扩大会议范围，从四人增加到八人，指定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参加进来，在政治局内部展开对邓的批评和对文化大革命评价的讨论。与此同时，毛把早已准备好的 “石头”抛了出来，让清华大学传达他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直接点了邓小平的名，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当然，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想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但前提是他必须低头认错，就像周恩来屡屡做过的那样。为此，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但被邓所婉拒，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见邓小平“死不改悔”，遂下决心把他拉下马来。继在清华大学点火后，毛泽东又下令召开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中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这样，以批邓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随即扩展到全国各地，整个形势由此急转直下。
周恩来十月二十四日所做的手术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奇迹。进入十一月后，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他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沉绵病榻，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尽管邓小平在和毛远新谈话的当天就赶到医院把消息告诉了他。周知道毛泽东这次批邓决心已下，准备全面重用党内文革派，今后的国步将更加艰难，而他本人日后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即使生前逃过，死后也难免受到批判，诸如“伍豪启事”和九篇文章一类东西便是可以使用的炮弹。
为此，周恩来预先作了某些防范，绝不在他身后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的东西。他在病重时把江青等人私存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他的会议记录的情况，告诉了邓颖超，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关于丧事，他和邓颖超商定了三条：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其中第三条是他俩早在五十年代就约定好的，不过当局势恶化后，他又再三叮嘱邓颖超，一定要遵守过去的约定，把骨灰全部撒掉。此外，他还当面嘱托邓颖超的秘书赵炜“照顾好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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