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及草案说明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草案共99条，涉及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等七大方面。
以草案正式公布为时间分界点，舆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指向。在草案公布之前，信息来源主要依赖参与修法的学者爆料，内容多为刑诉法修订的若干亮点，舆论对修法也表达了颇高的期待。草案审议期间，信息来源主要是新华社报道，刑诉法修订草案的具体内容部分公开。不少媒体此时已注意到新华社报道与学者的爆料存在不少差异，呼吁立法机关公开草案的声音多了起来。
草案的全文公布之后，舆论大哗，财新网的一篇报道更是直指刑诉法修订“开倒车”，或致“秘密拘捕”泛滥。律师界反应最为强烈，不少知名律师借助微博和博客等新媒体平台，对草案进行“呛声”。客观地说，草案这99个具体条文中，亮点确实不少，如之前媒体所报道的，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在草案有所体现。但“亮点”绝非草案的全部，也有一些“暗点”和“空白”潜伏其中。
以备受关注的律师会见权为例。舆论普遍期待修正后的刑诉法能与现行律师法保持一致，但从草案中看，仍留有“尾巴”。按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只要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无需事先征得侦查机关的批准，并且整个会见过程和内容不被监听。草案在确认了律师会见权之后，又进行了限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更令人担忧的是，草案对公权力侵犯律师会见权的程序性制裁措施仍然缺失。这个空白，很可能导致有限的进步也无法在司法实践中落地。无救济则无权利。律师的权利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权利被侵犯之后，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此外，草案中颇多模糊用语，凸显出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积弊仍未消除。如草案第三十六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仅在这一表述中，“等”与“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都有极具弹性的解释空间。而解释权最终掌握在司法者手中，这可能为滥用司法权洞开大门。
草案中还延长了拘传时间和审查批捕时限，而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大修的成果，也被视为人权保障的重要里程碑。15年后，这块具有积极意义、见证了中国刑事司法进步与荣耀的里程碑却面临倒塌。如果没有足够的理据支撑，这将很难得到舆论和公众的支持。
遗憾的是，在公开的舆论平台上，律师和公民的质疑声颇显洪亮，而代表立法博弈另一方的公权力机关，却依然沉默。这一鲜明的对立，将使得对刑诉法修订草案的批评与质疑声被放大。看似围绕刑诉法修订的立法博弈日趋激烈，实则博弈各方互不照面，缺乏互动。这一幕“你来我不往，兵来将不挡”的博弈方式，怪异得很。想来公权力机关无意在微博等新兴媒体上与律师和公众一论利弊，他们本在公开的博弈平台之后，自有进行立法游说的暗道。而在那条暗道中，公民又无法发声，更遑论参与。看来，如何将立法博弈的各方拉到同一平台，是立法主导者的当务之急。
草案仍在征求意见阶段，但愿各方意见都能在进一步的论证、修改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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