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向社会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9月30日。观察网络舆情，网民对“草案”部分条款可谓爱憎分明。比如对“不得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侦查阶段嫌疑人有辩护权”等内容，网民肯定其为“亮点”，而其中便于公权抓人入罪的相关条款，则遭遇一边倒的批评。
批评与质疑主要集中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人员，被拘留逮捕后，若出现无法通知家人，或通知有碍侦查的情况，对其拘留逮捕时间可超过24小时。媒体称部分条款倒退引担忧。
“担忧”一词温良恭俭让。实际上公众表现出的“愤怒”无处不在，表示“恐怖”与“无望”的也大有人在。我还注意到一种现象：越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程度高的网络社区，抨击言辞越是激烈，由于草案中存在这等条款，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次修订刑诉法“悖文明潮流而动”。
9月1日的《北京日报》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案例：河南洛阳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民吕天喜在3年前突然失踪。今年7月份，吕天喜被传在河南三门峡市一所监狱里服刑并即将刑满出狱。三门峡监狱刑罚科称吕天喜因在2008年抢劫被判刑3年，吕天喜档案上名字被改为“田?(音星)”，并且档案空白处填了“痴呆”俩字。
虽然无法解释为什么给吕天喜改了名字，也无法解释此案在各个司法程序的各种档案是怎样产生的，尽管此弱智男子绝非“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 但“草案”中那种“无法通知家人，或通知有碍侦查的情况”，降到了这位可怜的“嫌犯”身上。
一边倒抨击“便捕”条款的人们，不是嫌犯，也不是同情嫌犯。这一显见事实其实是估价反馈意见的基本点。尤其是司法部门需注意：并非仅你们自身站在罪犯的对立面，“公众苦主”之所以反对，是担心自己会无端成为承担“嫌犯”罪名的司法受害人，而对司法人员以往制造的冤假错案和多年来自身素质的表现，他们也早有领教，并不乏深刻认识。
因提出政治诉求或批评权力而被作为犯罪打击，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国家高层权力不应有助于此类现象的蔓延。在刑诉法修订中推助制约公权、保障人权，方为政治家和专家学者的应修课，并且，这一课程有“补课”的性质。
技术上不难判断，刑诉法中有了“宣不到而捕”这一条，所有的辩护权均会被架空。不通知家属，不让会见律师，这和政府提出的透明、公开、公正办案的思想完全相悖，无疑将导致更多的冤假错案。
“无法通知家人和通知有碍侦查”更是单方随意可用的理由，它保障的是警方任意拘捕的权力，这种对警察权力的法律保障强度无以复加----― 每个被提起的案件，每个被拘捕的“嫌犯”，都不宜被社会所知，因为通知都会“有碍侦查”。每一个人，包括体制内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这确实是性质严重、或造成后果严重的倒退。
有意思的是，媒体透露了修订刑诉法过程中的内部消息：由于刑诉法修改涉及公检法等权力的再分配，各方利益难以达成共识，此次刑诉法修订2004年动议，中间各方利益难以摆平，一度停顿，直至2011年6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后，刑诉法修改日程才得以确定。
修订刑诉法这等事情，竟被“权力再分配”和“各方利益”所左右，草案意见中出现实质性退步的“宣不到而捕”条款，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一个人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肯定符合某个权力部门的利益；但这对一个正常国家来说，权力部门的这种“名正言顺”，却是不可思议的。
在解释修订初衷方面，也可圈可点。如“存在重实体而轻程序、非法证据难以排除，侦查部门权力强大、法院独立性不够，律师权利难以落实等诸多弊端，致使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对照此修订初衷，“宣不到而捕”条款若通过审议，岂非自打耳光？
“国际惯例”也得知道。“强迫失踪”，指由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实施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联合国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确立“强迫失踪”是一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对其检测、监督的力度极强。虽然中国还没加入这项公约，但保留一点“国际余地”也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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