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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封杀令下广州选区县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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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数百万名合资格选民8日进行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从近9,000名候选人中选出5,000多人,但此次的候选人全部由各政党或机构提名,自荐参选的“独立参选人”无一成功进入候选人名单。中国从8月起陆续拉开换届大幕,不过由于中共十八大明年召开,维稳“压倒一切”,故当局以各种手段阻挠“独立参选人”。

今次封杀独立参选人的命令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亲自下达,要求各地一旦发现,要全力阻止,除在选举程式中层层设卡,还可发动舆论对其“围剿”。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说,十八大明年召开,最高领导人将要变换,故“稳定压倒一切”,“所以以前还有的地方松一点,个别人能走出来(当选),但今年情况比较特殊。”他认为,当局会不惜以一切手段阻挠。

曾经声称要参选的上海作家夏商、成都作家李承鹏最终都在压力下放弃。

打压独立参选人,是为配合维稳,这点本不意外,但官方还是为此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程序和法理来阻挠,日前在广州的一场官办选举座谈会上,官方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如在尚无明确的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放任自组选举班子“拉票”,一般公民活动力肯定不如垄断企业或大财团。而农民工和媒体人相比,后者在调动资源进行宣传上显然有优势,但并不说明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甚至有御用学者干脆说:“想进入这个体制,就必须遵循这个体制的规定。”

主管组织人事的中组部长李源潮,最近颇为奔波,他到各地视察换届,反复强调,“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迁就”。中共对此有多重视,看看两位政治局中的地方大员发言可略见一斑。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会议上说:哪里出现跑官要官、封官许愿,就坚决处理,这方面绝不含糊。纪委和组织部门则要瞪大眼睛抓典型。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绝不要耍小聪明,搞小动作”。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告诫省委常委,要“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更要求省委常委对此作出“集体承诺”。

中共何以对自己的干部如此不放心,并非担心他们与人大独立参选人一样怀有“异心”,而是担心下级官员因“积极上进”斗得你死我活而打乱高层的人事布局,对中共来说,换届毕竟只是个“选拔任用”过程,而非竞争选举的游戏。

6月以来,广州市至少14人公开宣称要自荐参选人大,其中多数受到所在机构或家庭的压力被迫放弃,吴泽广、万庆

涛等5人最终收集到足够推荐人数,进入初选名单,但最终仍未能成为候选人。

在番禺区丽江花园选区,微博红人、微基金创办人梁树新宣布参选,他以“选个街坊做代表”为口号,承诺当选后会推动社区公益事业,例如兴建图书馆等。他在微博中质疑,番禺区选委会一直在做“小动作”阻挠他参选,先是公布本区应选代表为“无党派女性”,而梁树新是男性中共党员,被梁指违反《选举法》被迫取消。但选委会又拖延公布选民名单,令他无法寻找联署推荐人;选委会以“单位优先”的原则,将梁树新的支持者划至工作所在地选区。

梁最终找到的23名合资格推荐人,几乎全被约谈,要求退出联署,最终他因推荐人数不足无法成为候选人。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6月8日称“‘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用“文字游戏”的方式暗示高层封杀独立候选人态度。此举遭到海内外学者和民间人士,以及许多网友炮轰,他们纷纷发文表示全国人大此举在扼杀中国改革力量,独立候选人没有违反法律,而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紧随全国人大封杀令,宣布参选人大代表的独立候选人中最具社会知名度的李承鹏在微博上表示,人大的解释是中共建国以来首次在《新闻联播》对此正式表态:“正式表态比装睡,是大进步。”“人大这次似乎不是说‘独立候选人’没法律依据不能参选,而指‘独立候选人’这提法没法律依据,许志永先生(中国知名青年宪政学者)认为该叫‘联名推荐候选人’,如非我自作多情,人大此表态是承认公民参选合法性。”

知名公共学者笑蜀称,全国人大官员否定“独立候选人”这个称谓,反映出有关方面对“独立候选人”这个概念的狐疑,而这种狐疑表明,他们的确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来面对和接受这个新概念。笑蜀认为独立参选是大好事,不仅于法有据,更重要的意义是,它可能为突破当下围城、对旧体制进行精确手术提供一个最佳切入口。独立,即社会力量的自我成长,必然在客观上压制公权力的滥权空间,客观上矫正政府行为,这是对政府最好的训政。

一向以语言俏皮和犀利著称的英国杂志《经济学家》曾发表从北京发出的有关中国独立候选人问题的报道称,“中国多层的议会体制最低层的选举是中国公民可以直接选举立法者的唯一的选举。但是,党喜欢确保万无一失。从理论上说,只要一个公民获得10个选民的提名就可以(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但在实际上,党通常要确保只有得到它认可的候选人才能上候选人的名单。一般中国人经常把所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称作装饰性的‘花瓶。’”

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发表题为“中国模式陷入各种矛盾之中”的社论说,“中国社会在沸腾。官方新闻媒体当中所说的‘群体事件,’即骚动和其他示威近来大大增加。中国人常常是除了诉诸集体的暴力之外没有其它渠道表达他们的愤怒。在一个人口接近15亿的国家,其居民在过去30年当中经历了中国那样的迅疾而深刻的变革,那里的人民居然还不是清一色的行尸走肉,这毫不奇怪,甚至可说是令人欣慰。然而,最近这些‘群体事件’的规模和强度向人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局限性。”

“一系列因素结合起来,促成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经济增长的需求,把千百万民工吸引到城市。现代的底层无产者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从而为这些‘群体事件’提供了第一批生力军。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青年中产阶级出现,形成了一个借助互联网而消息灵通的群体。这个群体越来越不肯容忍不公、腐败、不义之财、警察执法犯法。他们关注生活质量、环境、私人财产以及食品安全。”

“当前这种紧张局面加剧有一个好处,这就是它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两个阵营的分界线。一个是保守派阵营,

一个是改革派阵营。头一个阵营似乎占了上风,一些异议人士被逮捕,其中包括艺术家艾未未。保守派还四面出击到处镇压。然而,‘群体事件’此伏彼起,显示了这种镇压徒劳无功。”

“改革派也在抬头。在独立的律师被打压下去的情况下,地方选举的一代候选人应运而生。这些人常常是青年记者,他们试图突破重围,另辟一条合法蹊径,利用现行体制来改革中国模式,从而让它发挥作用。这些人有勇气,也有一个强大的盟友,这就是中国版的推特即微博。为了中国,为了全世界,我们祝愿他们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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