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张朋园在一次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指出，辛亥革命是此后几十年动乱的开始，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才和平起来，走上了健康的道路，邓小平走的正是梁启超希望的那条改革之路。
历史文献《孙宝瑄日记》透露，在晚清末期，“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梁启超”。但是，1905年之后，持温和调适思想的梁启超被激进的孙中山所压倒。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是否比血腥的暴力革命更具有积极的意义？立宪与革命，哪个是更好的选择？
张朋园称，晚清时期，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通过立宪的方式，对现状进行改革，没有必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推翻清政府。在大陆，康梁的派别被称为维新派，其实称为改革派更好一些。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派认为应该大动干戈，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只有打个天翻地覆，才能建立一个理想的共和国。
如果历史可以做出选择，张朋园认为康梁的改革方式会更好一些，毕竟这一过程中没有流血，更没有之后长达七八十年的社会动乱。历史不可以假设，但我们可以拿英法两国的历史来做比较。法国大革命在共和与帝制之间反复折腾了五次，激进的革命党人要把一切旧有的制度毁灭，甚至不惜毁坏老祖宗留下的千年基业，革命之后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也一直没有恢复，民不聊生。英国则选择了立宪的改革道路，建立起了议会，确立了民主制度。直到今天，英国经济总是比法国经济要好许多。当时，梁启超选择了英国的光荣革命道路，而孙中山则继承了法国的暴力革命。革命之后，社会经济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当然，激进者总是为自己这样辩白。他们说，“我把老房子拆了之后，才能重新盖个新房子！”但是，他们拆了之后就从来没有盖过新房子。
大陆多数史家认为，辛亥革命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对此，张朋园认为，民主是这几百年来全世界最宝贵的观念。辛亥革命前，民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这就是模仿西方的道路，西方怎么变，我们就跟着怎么做。但是，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人民的知识水准很差，如果把国家的大事都交给他们，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当时中国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走不上去，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跟着西方的思潮走，另一个就是当时知识分子本身觉得中国的条件还不够。这也就是梁启超改革的路子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辛亥革命是否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张朋园称，我们要先弄明白什么是民主共和。有皇帝照样可以有民主，英国就是这种君主立宪政体。同样的道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皇帝统治，但并不意味着建立了民主社会，民主政治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政党政治，当然必须是两个或更多政党的政治。辛亥革命是以暴力的方式，造成了流血，这不是和平，这怎么能说是共和呢？
今天，中国的改革也步入了新的十字路口，在张朋园看来，夸大辛亥革命是不合适的，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它不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它是此后几十年动乱的开始，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才和平起来，走上了健康的道路。否则，中国不知道要吃苦到什么时候，他觉得邓小平走的是梁启超希望的那条改革路。
他说，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最好不过了。其实，梁启超才是民主共和观念的推动者，只是国民党的很多思想都来源于梁启超，只是国民党很讨厌他，刻意打压他。梁启超走的是温和改革这条路，可是，当时的中国积重难返。很多人认为，你慢腾腾搞到什么时候，当然是要快刀斩乱麻。结果，中国一革命，革了四五十年甚至六七十年。革命虽然革除了许多积弊，但革命就是破坏，革一次命，老百姓多一次痛苦和流血，民穷财尽，生活简直落到乞丐的状态。
张朋园，生于1926年。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晩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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