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到来之际，《中华民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丛书一出版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中华民国史》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表示，该书对于国共关系的处理和评价有所创新和发展。另外，对蒋介石的评价更为全面、立体、多面和平实，而不是以单一看法评判其复杂作为。
全套图书36册，分《中华民国史》（全16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全12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全8册）三部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几代科研人员从1981年起，历时30年，汇聚国内多家单位民国史研究的老中青研究者，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编纂，是中国历史学研究和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众所周知，民国史当中，许多问题还比较“敏感”。有读者担心由于政治观念或者其他因素存在，该书的客观公允难免受到影响。对此，汪朝光表示，民国史的编纂，因为其距离现实最近，又因民国时期历史的复杂性和延续性，难免有一定的“敏感”度，读者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但是，还在编纂工作的起始阶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讲究“政治挂帅”的客观环境下，李新先生就提出，以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从事民国史的编纂工作。针对“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的疑问，编写组的同仁们认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不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该书对国共关系的新理解，尤为引人瞩目。汪朝光称，《中华民国史》在基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若干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突破，表现出研究者对于科学研究的执着。国共关系是民国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对其的研究和看法也会引起读者的相当关注。总体而言，该书对于国共关系的处理和评价，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利用了若干新资料，结合了近些年学界研究的新看法，而有所创新和发展。
比如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既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外敌入侵的危局，能够抛弃前嫌，携手合作，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肯定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不少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也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关键还在于以事实为本，不断深入，梳理个案，据实以论，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汪朝光介绍，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民国史亦然。这套民国史，不仅在各卷书中有关于人物的论述和评价，而且专门著有8卷本的民国人物传记，以利于读者对民国人物的了解和认知。
至于对民国时期的若干政治人物，如蒋介石，该书有较为全面深入的论述。对于蒋介石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过后领导北伐、推倒北洋军阀，尤其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书中都给予应有的肯定评价。但是，对于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导致国共关系破裂、革命功败垂成，对于蒋介石内外政策的保守性及其个人统治的独裁性，对于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后违背民意、发动内战的责任，等等，书中也予以充分的揭露和批评。总体而言，书中对蒋介石的评价较以往更为全面、立体、多面和平实，肯定其当肯定，否定其当否定，而不是以单一的看法评判蒋介石的复杂作为。这也充分表明了民国史研究若干年来的进步。
有媒体称，该书的出版显示，大陆的“民国史观”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此，汪朝光认为，民国史研究在大陆从无到有，如今已成为大陆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成果最为丰硕、研究队伍最为广大、也最具有国际性和前沿性的学科，这是中国历史学的重大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给学界带来的重要变化，也充分说明了大陆的民国史研究和史学研究的巨大进步。至于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方针或其史观，如上所论，有其继承性，也有其创造性，并非凭空而出，亦非泥古不化，而归结为实事求是的原则，更能说明其发展和变化，似乎不宜简单地以“天翻地覆”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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