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中国国务院发表了和平发展白皮书，洋洋万言，其实都只是在说“中国是不会称霸的”。但今年的宣传热点好像有一个稍显突出，就是“中国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这一反驳“国强必霸”说。
在晚近四百年的世界历史中，先后形成的世界霸主，没有一个是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确立的。除了现代的美国之外，近代世界的西欧各强争霸史，就是残酷血腥的殖民史。其时霸权国对弱国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言其“霸权主义”尤显轻佻。美国在现代也面临着众多“霸权主义”的指责。中国若能另辟蹊径，真正通过“和平发展”而崛起，实现其所谓“和谐世界”理想，则是改写历史，为世界造福。
其实追溯历史，在近现代国际体系成型之前，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曾有过一个长达近两千年的可叫做“朝贡体系”的地区性国际关系体系。这种以和平友好为主流的古代国际关系体系就跟近现代殖民、后殖民国际体系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作为这个体系中的“霸主”，在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对其“属国”进行武力进犯和经济掠夺，而是“以礼相待”，这跟现代的“霸权主义”是不同的。
秦汉时，中国完成统一和中央集团官僚帝国的建立后，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指导下，开始了对外关系的经营。翻看史书，秦汉时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诸国和东南亚国家已经开始派遣使者到中原朝谒了。
隋唐时，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已成昨日黄花，葱岭以西的中亚乃至南亚诸国，包括今天的印度，纷纷向大唐靠拢。朝鲜半岛上，虽然隋炀帝和贞观时都曾对此征伐过，但新罗王国基完成统一后，也不断派遣进奉使入唐朝贡。日本在南北朝时就频繁朝贡，唐朝时更有今人耳熟能详的“遣唐使”。此时朝贡体系在比较正规的意义上形成了宋朝时朝贡体系往还上丝绸之路方向发展。整个宋代，交趾（越南）朝贡次数达五十次以上。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的交往也相当密切，朝贡体系圈甚至随着海上丝路，一直到达南亚、非洲东岸。
元帝国是个特殊时期，统治者虽继承了朝贡体系的框架，但从忽必烈起，就没有真正吸纳这一秩序的内涵真谛。他们秉承的还是游牧民族的尚武征服精神，东征西伐。但到大明帝国，以郑和远航事业为代表，在前代的基础上织成了一张古代世界空前规模的朝贡体系的国际关系网络。
此时，这一古代东方国际关系体系已经具备了自己清晰的外缘与日臻完善的内涵。
朝贡体系在体制上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华帝国与诸邦国之间，形成并建立了一套“朝贡”制度。各外邦到中华朝谒进贡，而天朝大国又遣使赴各国之册封。朝贡体系的理念，是儒家等级秩序理想的延伸。在这一秩序中，所有所谓“夷狄”国家对中国的关系，是一种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中华帝国对各国则是实行“王道”，抚驭万邦，一视同仁，导以礼义、变其“夷”习。各国之间，则应在中华帝国的监督和保护、保证下，彼此相安无事，以及共享“中华和平”的“太平之福”。
“一”与“和”，是朝贡体系的本质理念。历史证明，凡是承认并进入朝贡体系圈的国家，中华帝国均以“和为贵”的态度对待之，给予很高的封赠赏赐，并与它们保持和平、亲善的关系。朱元璋的《皇明祖训》就明确指出：诸夷没什么好打的，我的子孙们切不可贪功去打人家。他还开列了朝鲜、日本等“不征诸夷国”的名单，将除了西北方向以外的几乎所有周边国家与地区都包含在内。要在现在这个奥巴马都能拿和平奖的年代，老朱平定中国后多拿几次诺贝尔也不算过分。在一般情况下，各国统治者处理其内政问题，中国是不干涉的。即使是如朝鲜、琉球这样关系密切的国家，在王位的承袭这样的大问题上，也历来是自己作主。中华帝国对各邦国新君的“册封”，仅仅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毫不意味着中国对该国王位继承有什么决定权。厚往薄来原则就更明显了，中华帝国在跟各“藩邦”的交往中，总不忘自己泱泱大国风度，做的都是给的多要的少的赔本买卖。这在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中发挥到了极致。
诚然，朝贡体系的前提是要“一”，中国与外邦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也发生过中国蛮横进犯外邦的事例，但由于外邦对中国地位的承认更多的是名义上的礼仪，中国没有对他国进行实际控制，在实际交往中外邦其实获利更多。总体来说，和平、友好、积极，是朝贡体系的主流。
到了近代，这个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被世界性的殖民体系取代，汇入世界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中。
新航路开辟后，先后称霸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采用的都是殖民扩张的形式。直接的军事入侵、非人道的奴隶贩卖、通过商业机构对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殖民主义的这些野蛮血腥的历史人所共知，在此不必赘述。殖民体系与古代的朝贡体系是不同的，殖民地与“霸主”之间是暴力征服和反征服的直接对抗关系，双方自始至终都带着相互的仇恨感情。
虽然殖民主也为殖民地带去了先进的科技和政治文明，但这是在暴力征服之后，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之间的客观差距下发生的自然文明传播。“霸主”没有主动传播他们文明的意愿，除了基督教传道之外。这跟中国先以礼相待，让其倾羡自己先进文明而自愿朝贡是不同的。
另外一点不同倒值得现代中国反思，西方霸主殖民是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古代中国事外从未有过利润计较。殖民主义通过豪夺方式将财富大量转移，获得丰富的货币储量和资本积累，他们不人道的掠夺方式当然应该批判，但其以商业利益的行为取向，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是中国对外关系经略不得不考虑的。
在近代三四百年的国际殖民体系中，中国非但不是霸权国，反而是灾难深重的受害者。中国丰富的黄金白银储备，被西方霸主以鸦片等不公平贸易掠去。中国沿海多地被霸主直接占领，实行长期的殖民统治。中国首都被武力占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主权大量丧失。
当今时代，虽然直接的殖民方式已经消失，但世界仍然在旧时的殖民霸主制定的政治、经济规则下运行，后殖民主义仍然根深蒂固。而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改变这个格局的机会。而且，中国应当不但以和平方式崛起，还要在崛起后实行一种不同于殖民方式、也不同于古代朝贡体系的“霸权”方式，而用一种新的方式对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开创一种新的“霸权”方式。
就在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发表的前一天，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向中国领导人建议，将中国的低端产业向非洲国家转移。据林毅夫的估算，中国目前低附加值出口的就业人口为8500万，撒哈拉以南和北非地区的就业人口大约1000万。换言之，如果中国8500万人口中的500万转移到非洲，意味着非洲这一领域50%的增长。这不是一件小事，如果真能实现，则中国经济结构可以转型，对非洲经济来说更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例。中国可以在谋取自我发展的同时，帮助他国发展，发挥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说这也是一种“霸”的话，那中国就是一个别样的“霸主”。
现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环境以及中国自身的情况，实际上也要求中国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崛起，对世界实行不同的影响方式。以中国的传统和所具备的现代条件，中国也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我们期待一下一个和平、互利、平等的国际格局和“中国新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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