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近期频生事端，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时记者被剥夺采访自由，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的垃圾论以及港府空降政务官邓忍光出任广播处长等事件，都遭致香港媒体界不满，引发香港电台员工和传媒界谴责、社会各界激辩。
最近几个月以来，香港媒体事端频生。7月，亚洲电视误报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死讯，成为国际笑话；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港府限制新闻采访，以“通稿”取代记者直接采访或联合采访；面对记者投诉采访自由被剥夺，与此同时，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抛出“垃圾论”，说抗议言论“completely rubbish”（完全垃圾）；继而亚视高管辞职，并爆出有偿新闻的丑闻。上周，香港政府又“空降”完全没有媒体经验的政务官出任广播处长。
悬空逾半年的广播处处长职位，由现任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福利）邓忍光出任，成为近期一系列事件的一个引爆点。虽然邓忍光强调会严格遵守港台约章，保障港台编辑自主，但不免遭到公众不满。
香港公共广播公司香港电台员工9月15日对当天到任的新首长报以嘘声和抗议声，并要求政府取消这项任命，他们担心这项任命会损害电台的编辑自主原则。香港电台工会主席麦丽贞表示，这一任命会导致香港电台沦为政府的传声筒。她并表示，邓忍光之前毫无媒体运营经验。
《亚洲周刊》报道称，港府任命政务官出任广播处长，是对专业的践踏。而唐英年的“垃圾论”、亚视高层对“江泽民去世”新闻的干预，违背了专业的规范。这些事件，不仅损害亚视及香港电台的市场，打击媒体的公信力，也伤害香港这座国际城市的公信力。
在慌乱、焦虑中，媒体各方的对抗升级。香港记协发起游行示威，抗议港府打击新闻自由，亚视员工发表不具名的声明，要求管理层澄清事实。而相关当事人则拒不道歉，或默不作声。种种乱象是结构性的危机并发症。有识者必须动手改善媒体生态环境、有权有势力和有社会认受性的人士更应带头释放善意，否则媒体生态会恶化、冲击社会其它环节，殊非香港之福。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媒体是社会的公器，但又要为老板赚钱，面对权力和资本力量的压力，这是长久以来的矛盾。在新媒体时代，媒体受到高科技的冲击、信息加速运转，草根社会动员力上升，政府和媒体老板章法大乱，进退失据，导致矛盾激化，这是香港新闻媒体结构性的问题。
报道还指出，要解决问题，最起码的是要求各方回归专业。在香港，“编采自主”已经成为公认的价值。只是，资方对属下媒体都有业务上的政策，对编辑有编采方针要求，以亚视为例，就是违反了最基本的核实新闻事实的要求。“外行领导内行”，铸成大错。
在高科技冲击下，媒体的传播模式和速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技术的发达推动信息的快速流通，并配合社交媒体，如潮水般汹涌铺向社会各个角落。公众人物必须面对透明、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无休止的新闻周期，任何微小的言论过失都难以遁逃。为政者应该了解媒体时代的规律，强压只会适得其反。香港报业的极端商业化，威胁媒体的专业化和提升。目前香港中文报纸的市场已趋饱和，五份免费报纸的总销量已经超过收费报纸。近期，还会有两份免费报纸加入市场争夺战，传媒的生存空间更受挑战。英国出现了默多克《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报纸的恶性竞争就是根源。
政治因素也在冲击新闻业：在未来11个月内，香港有4个选举，这是20年一遇的巧合：11月区议会、年底选举委员会、明年3月特首选举、秋天的立法会选举。各路人马都会各展奇谋，争取出名、出位、讨好选民拉票。媒体要能面对考验，做出公平公正的报道。
此外，内地因素也是香港人挥之不去的阴影。香港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无论是在特首选举、媒体交互渗透，还是宏观经济发展，“一国两制”不断受到考验。港人也越加关注内地的人权与民主状况，每年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七一大游行”都凸显了香港人的核心价值。内地近年人权、言论自由环境收缩，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亦激化了港人对未来的焦虑感，任何威胁香港言论自由的行为都会激发媒体与市民的抗议行动。
媒体人的挑战，是在不断与权力、资本的博弈中壮大，建立专业上的共识，提高媒体的素质。受众对媒体常抱有爱恨交织的感觉，对媒体的煽情自大反感，又寄望媒体为他们发声。媒体人要争取市民的信任，社会也要对媒体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当然，香港社会也要探讨如何超越资本和政治权力，建立独立又有公信力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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