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势欺人的恶少、炫财斗富的公子哪里都有。但是，好像没有“县城四少”、“省城四少”之类的说法，出书、拍电影、上新闻的只有“京城四少”，而且从古到今、代不绝书。大概是因为皇城之地，等级最严，与此有关的事务和故事最多，坊间对此更加敏感的缘故吧？当然，“四少”只是一个代表，意谓等级观念下的一种价值标准、一类行为方式、一个社会阶层。
北京，从元大都到现在，几乎一直是首都。等级观念随着官吏制度，自皇城漫延到全市，官场渍浸到市井；传播随意、润物无声，嵌入京城文化之深厚、根植天子脚下之坚固，从来不因改朝换代而稍减。到了“官兵一致、工农当家作主”，还更加发扬光大了。
一般而言，等级观念指人们将人和事物，赋予尊卑贵贱的地位，尊贵者享有某种利益和荣誉，卑贱者负有更多的劳作和赋税。无论其标准和依据如何，各行各业中人，无不向往高一些的等级，以便付出少取值高。就像打桥牌：高级花色黑桃和红心，四个就能成局；低级花色方块和梅花就得打五个，需要的点数多、得分而又难。
较高社会等级之最初取得，多半与其人对皇家、国家或某些领域的贡献有关。部分地说明了“拜相封侯”者具有不俗的才干、能力或识见。到了商业社会，在市场经济中有所建树，也能获得相当的社会声誉和地位。有此口实，人们就心安理得地嫌贫爱富、趋炎攀贵了。“一个汉十个帮”，成功人士的追随者，价值观念传播迅速，社会圈子如水波涟漪。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出生在高等家庭的男女公子，就近继承财富的同时，也把优越的家世当作社会地位一并承继过来了。出生入死、万险千难，自然不如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令人艳羡。最终，他们捧得为所欲为、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社会等级横跨东西人类文明，非为中国专美：欧洲的教士、国王；贵族和市民三重社会等级；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的武士制度等等都是。他们那些不肖子弟的种种行径，困扰人类社会千百年。《神曲》的作者但丁说过：个人高贵可以使家族高贵；家族高贵不能使个人高贵。但是八百年来，这样的话几乎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仅以中国而言，古代统称“纨绔”；前清叫“八旗子弟”；中共则有“干部子弟”和“太子党”，也是贬意居多。他们遍布城乡，尤以高官巨贾云集的京都人数最多，“动静”也最大。
纨绔子弟横行市井，甚至不能称为社会弊病，因为“社会弊病”多半特指某一时代、制度背景。而“纨绔子弟”则生生不息于所有的时代、文明、文化、国家、制度之中。就连以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和“资产阶级法权”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什么都荡涤、冲击过了，惟独等级观念、太保太妹完好无损。比如，同样打架斗殴，平民子弟被抓可能直接送去劳改，许多高干子弟却被老爹的“红旗”车从公安局接走，直接送去当兵。当兵是当时最好的出路哦。怎不让人追求、兴叹。
行文至此，顺便纠正一个误传：提及“干部子弟优越感”时，常见的解释是说：革命家庭出身的人自命“根正苗红”，是天然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对应“剥削阶级”等阶层家庭出身的人，需要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世界观云云。其实，“优越感”并不是与身俱来的“革命性”，而是刑事免责、物质利益、见多识广之谓。他们的优越意识，首先得自高官厚禄的革命家长，言传身教的作威作福、自命不凡。常言所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包涵了这层意思。
封建时代，较高社会等级者的利益有法律保障。大概因为法律太具体恐或有所遗漏吧，中共治下的公检法，则灵活掌握高干子女违法乱纪之处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犯事孩子父母的级别一到司局长，公安部门就会主动为其减轻罪责。因为：他们的父母工作很重要，尽量不要让孩子的事影响首长的工作。这个惯例延续至今，受益者扩大到各界名流。“京城四少”怎能不风光十足，名单还有多种版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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