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实行在中国企业遇到不小阻力。工会地位之软弱、所谓“低人权优势”的观念、劳资双方信息不对称等等，都构成了通过协商合理解决职工工资问题的阻力。
新华社的报道说，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企业效益与职工工资挂钩，通过劳资双方平等协商，使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增长相适应。”
然而，即使在一些效益很好的企业，不给工人涨工资的现象也司空见惯，更不用说那些开工不足的亏本企业了。
北京律师李和平表示，一些人的头脑里存在所谓“低人权优势”的观念。这些人把中国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当成一个“优势”。李律师说，中国工人应当有自己的工会：
“中国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非常低。并且和资方的谈判能力也很低。处在一种非常弱势的地位。目前来讲想提高还非常困难。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叫低人权优势，包括政府在内，它们对弱势群体在财务分配上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人权保障好了，我相信工人他们能够自己组织自己的工会，并且也有NGO去帮助这些群体和他们的雇主谈判。国家、政府也能支持这些弱势群体，保障自己的权力。我相信他们更有能力去和他们的资方谈判。去获得自己的权益保障。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可不能从他们身上搜刮民脂民膏用于政府公务人员的铺张浪费。”
北京律师唐吉田也说，要保障工人的权益，一方面要提高工会的地位，同时，要鼓励更多工人入股：
“现在所说的信息不对称也好，或者说工会尴尬也好。实际上还是和工会现行体制下的地位有关。现在实际上无论是在国营企还是非国营企业，工会实际上还是属于弱势，因为他们不是产生于员工的民主机制，而是产生于官方的一些安排。所以说工会真正走向非官方化了这种方向，才能有助于更有效地维护员工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各种权益。要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因为按照工资法以及相关的规定，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上的一些信息是有义务向股东披露，接受他们监督。如果真的说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实际上是应该考虑扩大员工持股的比例。”
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另一个大问题就是职工和高管的收入差距很大。唐吉田表示，这个问题要借助于法律、行政的手段理性地加以解决，还要辅之以必要的制度改革：
“这个问题不能完全等到二次分配。也就是说通过税收或者调控，税收调控在中国大陆目前也是很难做的。我觉得不管收入差距有多大，多么悬殊，要公开化，要把它放在一个公共的视角下，然后再通过法律和行政，最后可能需要通过政治上的变革来调整这种利益格局。”
李和平律师则说，收入差距过大，还与中国固定资产所有权的垄断有关；这种垄断使工人丧失了合理索取剩余价值的能力：
“劳工方由于在货币资本方面不占优势，他们对企业的剩余价值索取这方面的分配比例都偏低。一个公司假如去开业，它租个房子，房租就占很大的一部分。房租为什么高呢？就是因为地价太高。地价又是政府在这里面垄断着土地。它在公司里面的分配，固定资产这一块已经拿出去很大一部分。拿到工人劳工这一块相对来说就非常少了。”
唐吉田律师说，对那些不守法、肆意侵犯职工权益的业主要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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