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思想界，在社会改造的方式方法上，一直存在左倾、右倾的“路线之争”。一般而言，“左倾”比较激进，“右倾”比较保守。经典的说法是“这两种表现形式，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那么，“取中”不就好了吗？好像不行，历史上，“中间派”只能当个“坐标，向来没有政治地位。青史留名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非左即右。
据说，“左与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但是都在两个极端跳来跳去。也许，民众喜欢极端，“中庸”缺乏魅力，所以煽动不起什么大事。其实，历史的结果，却往往是打了折扣的“左”或者“右”。比如，甫一解放，人们以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全部没收剥削阶级之所拥有。结果，因统战、利用等所需，没收多了是“左倾”；没收少了则“革命”所为何来？最终实行的是“赎买政策”、公私合营。再如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新的政权形式“革命委员会”却是“老中青三结合”。传说中：毛泽东临终安排政治局人选时，竖起手掌左右一边切一下道：老帅、文革派都不要！诸如此类，给人的感觉是：政策路线或左或右，目的相对“适中”，有点“矫枉过正”的意思吧。
左之与右，标准和定性变动不居，难以捉摸。比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借助国民党的力量“提前发展壮大”，按说是够“激进”；失败后的总结是“右倾投降主义”或曰“右倾机会主义”；抗日战争，毛泽东避免与日寇正面冲突、暗中坐大，看似“保守以极”，但是至今无人说毛曾经“右”过。林彪出事之后，中央组织批其“极左”，未几，又改口说他“形左实右”。“党内标准”因时而异，外人看过来，就更加“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了。
然而，政治也者，特点就是相机行事、没有固定的尺度。因为社会太复杂，社会改革什么方法都可以试，无论多天才、老道的学者、政治家，也没有诸葛亮式的锦囊妙计，以应变化莫测、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古今中外，各行各业，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策略从未有过，多准备几手是必要的，不宜固执己见、墨守陈规：遇到胶着和僵局，可能要激进一点，或许搏出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形势不明、风险太大时，可能要“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多养几只。最怕偌大个国家、厚重的积淀，遇事没有主意、无人承担。
顾炎武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深入人心。中国知识分子多以论政议政为己任，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是谓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个中多有平视权威、不畏强暴者。比较温和的如民国时期，鲁迅、周作人兄弟等《语丝》派与胡适、陈源等《现代评论》派的笔墨官司；极端者如文革初期的遇罗克：出身不好，可以与家庭划清阶线，因此而不许我革命则不符合马列主义；后来的张志新：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如何进行与毛泽东看法不同，宁死不屈。“国是当家是”知无不言的传统，正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左、中、右观念和意见之综合、删减、参照、互补，趋向正确，接近“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艺术各有贡献。只望国家给予充分的参考资讯和宽松的表达空间；社会、民众胸怀敞亮、兼收并蓄；知识分子深思熟虑、从善如流……国家民族或可进步得平衡、快速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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