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左右之争”看来热闹非凡，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并不见得对此很热心。所谓“左派右派”的口水何以仍甚嚣尘上，很大程度上跟“毛左”派的活动有关。而我认为，“毛左”所做的争论，不应归入所谓“左右之争”的范畴之中。
西方的左右派，是在民主制度框架下活动的，他们的争论，会直接影响政府决策。左派强调平等、福利，要求强化国家干预；右派偏重自由，支持竞争。左右派的区别，是在对公平与自由的偏重上。争论背后，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无论偏重何者，都有一个公平和自由的底线。即使是极左派，要求突破“自由的底线”，达到绝对平等，也不是要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跟中国的“毛左派”是不同的。
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前，中国的左派更多地指激进要求进行武装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派别，而右派则是对共产党专政有异议的人。只是由于知识分子以及他们介绍的西方左右思想的参与，中国左右派有了与西方划分一样的意义，并与中国特色的划分混杂起来。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毛左派，跟西方意义上的左派乃至极左派扯不上关系。他们是中国特色的“极左”派，主张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西方左右之争是效率和公平何者优先之争，而底线是基本的自由和平等、框架是民主的话，那么中国左派主张的左右之争则可以说是“姓资姓社”之争。
在缺乏民主制度框架下的中国，西方式的左右之争根本没有游戏土壤，所以很自然地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言自语，当权者表示毫无压力，甚至都不屑回应。而相对匹配“中国特色”的姓资姓社的争论，则成为禁忌。“毛左”的红色旗帜看起来政治上绝对正确，但说起现在的“资本主义式堕落”，也不得不遮遮掩掩。邓大爷说，不争论。直到如今，当局仍没有表现出超于邓爷的智慧。
左右之争纸上谈兵，而“毛左”的呐喊，更多的只是出于一种淳朴的毛泽东情结，贫富差距不过是一种正确的议题。欧美的贫富差距都没有像在当今中国一样成为严重问题，“毛左”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为什么从未考虑过“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如此反对和仇恨？他们只看到毛时代的平等。如果说社会的复杂性、经济发展的规律他们没有看到，毛时代在为达到绝对平等而实行极权，进而导致甚于现在的干部特权和城乡贫富差距，并且成为现在他们所诟病的向“极右”转变的基础，他们也视而不见的话，对毛时代的反人类的灾难避而不谈，就太缺乏忧国忧民者的诚意了。
尽管我不将“毛左”归入知识分子的左右之争，我不认为他们的主张对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有理论指导意义，但从薄熙来在重庆“分蛋糕”事件中，我倒觉得他们是有现实的策略意义的。
知识界的左右之争没有现实意义，除了其理论脱离中国连“自由平等的底线”都没有的事实外，更由于中国没有一个民主制度框架。当权者不采纳，因为无论是左是右，都包含了“自由平等底线”的要求，这都是“政治上不正确”的。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从务实的角度看，“毛左”的主张，倒是因为其“政治正确”，可以成为可资利用的理论和舆论资源。贫富差距这个现象已是共识，知识界的左右主张超越了当权者的底线，而“毛左”一派对求平等的要求，皆以当局意识形态为旗帜，当权者采纳起来，并不挑战政治正确。只不过须严防一个社会与当局共同的担心，就是毛时代式的“极左”的回归。
薄熙来在重庆“分蛋糕”，实行相对较大幅度的社会保障政策，可能就是这种情况。这是向“平等”回归的表现，而薄唱的，是红歌。
但有一个问题很需要澄清。我们有理由对这种“极左”担心和反感，因为这种模式给我们造成的巨大伤害过去没有多久。我所说的它的现实价值，只是在不得不承认现有政治形态的情况下而言。实际上，要求基本的平等，这本来不是“左”或“右”的问题，而是努力达到基本的底线问题，而且只是“左”、“右”底线中的平等底线问题。即便政府达到了“左右”的底线，我们也不能因为它做到了它早应做到的，就放弃我们本来的议题，甚至对它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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