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世界的影响力正迅速扩大。在国际社会眼中，不仅美国人在谈论G-2，越来越多国际人士开始把中国看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级大国。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去扮演世界级角色的准备。中国外交政策至今仍缺乏一套完整的大战略来反映中国变化了的利益，更没有全球性的设计和安排。这样不仅给人以“大国小外交”的感觉，而且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有大战略，就是“和平崛起”（后改为“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然而，这些提法并不是大战略，因为它们不具备大战略的特质，而仅是对盛行一时的“中国威胁论”的防御性反应，具有辩护的味道和外交理想的色彩。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曾经是反两霸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可能适应那个时代中国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实现当时的战略目标起到过权宜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利益和面临的问题已经截然不同。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把以不结盟为主要特色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作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的话，我们可能会自缚手脚，干扰全方位谋求国家利益的努力。
和平发展（崛起）是自我行为的一种宣示，但作为国家对外大战略，却缺乏指导性和操作性，因为和平发展对任何国家都适用。“和谐世界” 只能被看作是终极的外交理想，可以被看作是早年和平共处思想的延续；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这一提法是基于“和平、合作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这一认识，可近年来中国外交面临的困难多是源于中国高速发展而引发别的国家猜疑和抵制所致。
尽管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许多国家对于中国崛起依旧保持警觉甚至敌意。愈演愈烈的领土争端，例如南海主权，钓鱼岛事件等都不断提醒我们，尽管我们奉行和平中求发展的策略，但我们的和平意愿并不能得到他国的认同和接受。在国际社会仍存在着霍布斯式的斗争文化和洛克式的竞争文化，以及在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康德式同盟文化的时候，希望一个可以覆盖全世界的和谐文化更像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与其向别国努力地解释，争取别国同意并接受我们的和平理念，不如尊重现实，承认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和别国的不同利益，承认国与国之间利益经常是冲突的，以及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当前世界种族纷争和利益角逐之中，“和谐世界”的目标即缺乏操作性，更无法衡量其成败。外交战略不能只在描述一种空泛的美好理想，必须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能够实实在在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大战略是什么？
大战略是国家分配和使用所有工具（包括军事手段）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大战略不仅要有清晰的战略目标，更要有战略对象或假想对手（甚至不只一个假想对手），还要有系统的思路（doctrine），以及步骤、方法和策略去帮助其达到战略目标。它虽然不是一门精确、刻板的“科学”，需要灵活地并不断重新审视和调整策略，但它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全局性设计。
国家外交大战略首先是对外的，而不是对内约束自己行为的。它应该包含明确的对外目标定位（如塑造怎样的外部环境，对付怎样的主要对手，达到怎样的目的）、以及相应的策略和手段（如依赖的力量）。所以，“和平崛起”充其量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策略，即用和平的手段达到“崛起”或“赶超”的目标。
但目标必须明确，中国要赶超谁？在哪些领域赶超什么？赶超是目的还是手段？赶超之后还要做什么？大战略虽较宏观和倾向于指导性，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
小国一般只能适应环境，但大国不仅能适应环境，也能营造和改变环境，并根据自己利益的变化来选择自己的战略，改变外部环境。中国的外交大战略应该是我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各种利益在当今内外环境下产生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汇总；其中，既包括对我们自身状况和问题的细致了解，又包括对长远民族利益的综合把握，也包括对国内国际可资利用的各种手段和资源的分析，以及对外部世界大趋势做出高屋建瓴并具有前瞻性的判断。
不可忽视的是，国家利益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需要分类和排序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还要能区分长期利益、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以此决定应采取的全球大战略和与之配合的区域战略。
首先，中国对以美国和西方为首的现存世界体系是否满意？如果想改变，希望改变成什么样子？对正在发生的国际格局变化和全球化以及区域化的趋势怎么看待？哪些对我有利，哪些又是应该防止的。维持现状也许对我们有利，但在一个动态的世界里，外交上的不作为不等于能够维持现状。学界和政策界应该开始讨论，未来30年中国要达到什么战略目标；美国对中国是威胁还是机会？如需对付美国的威胁，需要未雨绸缪做好哪些准备？怎样协调与周边和主要大国的关系？应该与哪些国家结成实质的战略联盟？应有怎样的海洋战略和太空战略与之配合？
目前，我们仍然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接受者（taker），而不是制定者(maker)。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外部世界的变化为我所用？怎样尽快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要不要争做世界老二？做世界级领袖有什么好处？又需要多大的成本？关心经济利益的同时要不要投入资源去关心其它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全球问题？要坐稳世界老二应有怎样的配套战略？现阶段对美国霸权是批评还是接纳？对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是参与还是挑战？是竞争还是贴近并附和？在今天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是努力维持均势还是应该重点结盟？在亚洲是要地区稳定还是要区域领导权？对国际组织的变革呼声，是支持还是观望甚至抵制？要怎样改才对我有利？在制定大战略的时候，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考虑。缺乏大战略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简单地就某个事件做出反应，中国外交就只能成为一种“斡旋”，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被动和穷于应付的局面。在机会出现时，也势必无法及时抓住。
显然，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政权和内部稳定，这几乎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基本利益是否已经得到保证，还是仍存在潜在威胁？如有威胁，来自何方？威胁多大？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升级甚至爆发？
除国家安全利益外，另一核心利益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能脱离经济层面去思考，有系统地对外经济大战略应是对外大战略的重要部分。我们的经济优势和劣势是什么？我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我们左右世界金融体系的能力却相当有限；应否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使其尽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由此产生的好处和风险是什么？中国加速融入国际金融体系，金融风险在哪里？美国加印钞票，我们怎么办？应该减持还是增持美国国债？应怎样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对外大战略与国内发展战略密切相连，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制造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虽然貌似“世界工厂”，但只占全球生产链条中一个受盘剥的下游位置，我们应怎样尽快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应有怎样的国家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战略？
我们是能源消费大国，又应有怎样的能源战略才能保障日益增长的工业和民用需求？对西方的赶超更涉及到人才的竞争，我们应有怎样的教育和人才战略？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我们更应前瞻性地考虑怎样在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大潮中增加别国对我们的尊重。怎样增加中国的声望、信誉、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这要求我们不仅提升经济实力，还应提升社会公正、公共福利、人文关怀和全方位的社会治理水平。增加我们的软实力，不能简单地依靠全球汉语推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推介，还需要把中国文化、中国经验的总结提升到普世经验的层次，更需要加快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
制订大战略迫在眉睫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阶段不宜制订大战略，因为可能引起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紧张甚至恐慌。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应以自身发展为主，不必制定大战略，摸着石头过河，只有定出大的总体目标(比如2050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程度)就行了，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中国制不制订大战略，外界都会紧张，都会以为中南海早已有了大战略，都会继续猜测中国的战略意图。这样会增加我们发展的难度。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顾虑而不做长远和通盘的战略设计和大场景的思考。90年代初，我们曾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 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当时的外交策略， 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模糊战略”， 即“将来我要干什么，我不告诉你， 我只是在争取时间”。这可能适应中国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缓解外部压力起到过权宜的作用。但也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后来我们提出和平崛起，二十年战略机遇期，实际上都加重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担忧。20年前中国实力还不够强大，国际社会的警觉尚不强烈， 但20年后的今天，国力如此强大的中国继续隐藏外交动机，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在赶超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中国要赶超谁？赶超之后还要做什么？最近一段时间里，中国维护正当权益的一些做法，已经在国际社会引起议论，不仅认为一贯低调的中国正在放弃“韬光养晦”的战略而变得“傲慢”和“强硬”，而且更加担忧中国未来的外交动向。
我们应有清晰的、争做负责任的世界第二的战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消除作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对我们和平崛起的顾虑，要让美国知道，我们不是要赶超美国，更不想威胁美国的地位。当然，这样做的坏处是容易引起潜在对手如日本和俄罗斯甚至欧盟的担忧。日本现在亚洲的外交战略目标就是延缓甚至阻止中国崛起。但中国崛起是俄罗斯和日本都无法阻止的，日俄之间的矛盾也使其难以联手遏制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里唯一能够干扰中国崛起的只有美国。中国如果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平衡好与日本、俄罗斯、欧盟和印度的关系，争取亚洲事务的主导权，并坐稳世界第二。这对中国最为有利。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如同其它大国一样早有自己的大战略，只是不说而已，因为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增加我们赶超的成本。但如果中国外交意图继续“韬光养晦”， 美国就有理由怀疑中国的真实意图是针对美国的。中国外交意图的不透明，已经引起了美国学界政界乃至国际社会的猜测，实际上增加了中国赶超的成本。从最近我们的外交麻烦和中国的反应来看，中国也并不像已有完整的战略思考。而这种模糊战略给外界无限的遐想，许多国家多是往坏处想中国。所以，我们需要清晰的外交大战略。
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外界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形成清楚认识，避免采取不当措施。
博弈论中将博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非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有利于行动者形成正确的判断，但国与国的博弈通常是非完全信息的博弈，所以经常会导致战略误判。战略清晰会增强中国行动的可信性，减少对手的战略误判。中国将台湾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并颁布了《反分裂国家法》，这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和国际社会对台独的支持。中国将西藏、新疆和南海明确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外国尤其是周边各国，知道了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哪里是中国的底线，如果触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会如何应对。反之，如果中国大战略不清晰，底线不明确，很可能使有些国家得寸进尺，让我们日后被动。
另外，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消解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外界对中国的疑虑有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原因。西方一些大国，囿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认为中国是价值观的异己，担心中国挑战西方的领导地位，更害怕中国强大后会报复西方。而周边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有过长期的被殖民历史和被中国当年的“输出革命”影响过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其国家安全。中国不断向外部世界宣示自己的和平意愿，但西方的思维中普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最终都会扩展到战略和军事方面。
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现实是西方正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威胁西方的领导地位，在西方眼里中国威胁是“极权式”政治体制加东方儒家文化为基础的集体主义。这种“异类”的身份，是西方担心中国崛起的主要根源。而我们现在的反应是不停地辩解和行动上的让步。中国为了消除“威胁论”所推行的“睦邻政策”使得我们在处理周边国际关系时“投鼠忌器，”导致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经常被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文莱等小国欺负。中国和西方的矛盾是文明之间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国际体系变化导致的结构性的。所以中国现在应结合国际社会的现实，制定我们的应对大战略。
中国清晰的国家大战略不仅要让西方明确认识到，中国外交大战略目的标是要做负责任的世界级领袖，但不会也不想挑战美国的霸权，采取的是与美国和各国合作的策略，而且有助于让周边各国认识到开疆扩土不是中国的战略需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和平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最为重要。中国要做也能做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也有能力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东亚区域秩序，为此中国也愿意承担义务。
最后，清晰的大战略有利于各部门形成一致的认识和协调各部门的不同利益。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重点，也都在强调自身的部门利益：经济部门侧重于经济利益，安全部门强调国家安全，军事部门关注军事防御和战略问题，外交部门倾向于扩大国际参与，平滑国际交往，处理日常外交危机事件。但是，不同的部门利益都是核心利益就可能产生矛盾，也有碍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对各个部门地位和利益的轻重缓急形成清楚认识，避免不当的资源竞争和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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