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很多论者从各方面对辛亥革命做了回顾总结。这里，我将针对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历史，试图从新的角度回答两个经常出现的问题：第一，是多党制导致中国的分裂和混战吗？第二，民主真的适合中国国情吗？本文认为，说辛亥之后“多党制导致分裂和混战”是错误的，中国的分裂和混战有比多党制更深入的原因；辛亥之后，在“民主”、“不民主”和“要民主”之间，“不民主”和“要民主”才是中国的国情。
1，军阀混战与理论混战
多党制导致辛亥之后中国的分裂和混战，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如果我们要反驳这个看法，怎么样的论证才是有说服力的论证呢？
我们先来看一篇题为“多党制就一定会导致军阀混战吗？---解读历史的逻辑并展望民族的未来”的文章（作者“又一村”）。该文有两个观点，第一：“是宪政多党民主共和制及省宪自治的夭折才导致了北洋军阀的混战，也导致了国共两党的残酷撕杀，决不是什么多党民主会导致军阀混战”；第二：“为了避免重蹈旧中国军阀混战和文化大革无法无天的内乱的覆辙，就必须把多党民主纳入宪政法治的轨道”，“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必须从顶层的宪政民主设计开始”。
有人认为在中国大陆搞多党制，必然导致野心博弈和民族分裂，从而回到军阀混战的北洋时代；而该文则认为，是宪政失败而不是多党制导致了军阀混战，如果多党制从顶层的宪政民主设计开始，军阀混战就能避免。大家可以把该文的核心结论再读一遍：“是宪政多党民主共和制……的夭折才导致了北洋军阀的混战，……决不是什么多党民主会导致军阀混战”。就是说：要是“多党宪政不夭折”，就不会有军阀混战；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多党宪政”上，问题出在“多党宪政夭折”上。可是，这样的论证有说服力吗？
在多党宪政如何才能不夭折这个关键点上，该文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必须把多党民主纳入宪政法治的轨道”，“必须从顶层的宪政民主设计开始”。好了，正当我们急需知道“多党宪政如何才能顺利开始”时，该文告诉我们：“必须把多党民主纳入宪政法治的轨道”。奇怪，如果我们已经有了“宪政法治的轨道”，如果我们能够“把多党民主纳入轨道”，不正表明“多党宪政已经确立”了吗？也就是说，当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如何才能成功纳入轨道？”时，该文却告诉我们：“要纳入轨道”。
我把这种在相关讨论中很常见、很流行的循环论证称作“结果主义思维”。 “结果主义思维”不仅不能成功反驳“多党混战论”，还会把多党宪政问题的讨论引向歧路。“结果主义思维”的致命之处，是在逻辑上认为“顶层的宪政民主设计”一旦完成，“宪政法治的轨道”就铺好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一切“纳入轨道”的问题。
因此，“结果主义思维”本质上是一种不考虑操作费用、假定设计能够自动完成的“机械工程思维”。
显然，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顶层的宪政民主设计”的问题，也不是“有了轨道然后把一切纳入轨道”的问题，而是如何铺“宪政法治轨道”以及如何在铺好的轨道上运行的问题。“结果主义思维”拿一个美好的结果在那热烈欢迎我们，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个“宪政法治”的美好轨道和结果？
当“宪政法治的轨道”本身还是个大问题的时候，该文所描绘的“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允许下列政党存在……社会主义宪法不允许下列政党合法存在……如果党主动实行宪政多党民主制，就是对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它以往所犯的错误可以既往不咎，团结一致向前看”等等，就明显是头脑过热了，因为它是一种“蛋糕还不存在就先想着如何分蛋糕”的思维。明明“宪政法治”还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可它已经在逻辑上暗中把它当成了一个不可质疑的现实存在了。“结果主义思维”的错误当然是混淆了“美好目标的存在性”与“美好目标的合理性”。“美好目标的合理性”是根本不必讨论的常识，“必须把多党民主纳入宪政法治的轨道”说起来很过瘾，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有“宪政法治的轨道”。所以，多党制不是一个规范冲动的问题，多党制首先是一个把“宪政法治轨道”的现实背景弄得清清楚楚之后，才能知道“宪政法治的轨道”能不能铺设、又如何铺设的问题。
由于“结果主义思维”的逻辑错误，“多党宪政夭折导致军阀混战”的结论就出问题了。其实，反驳“多党宪政导致军阀混战”的关键问题是：辛亥之后的多党宪政有没有可能不夭折？如果皇帝在位时没有军阀混战，多党宪政一搞就出现军阀混战，逻辑上就无法再说这是皇帝造成的问题；而如果我们不想承认这是多党宪政的问题，那就得分析当时的多党宪政是怎么搞的。
2，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宪政会夭折？
面对“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多党宪政会夭折？”这样一个问题，上述的文章把原因归之于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孙中山破坏省宪自治，以及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在“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 《品味o经典》2011年第一期）一文中，袁伟时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是破坏共和的元凶，“袁固多诈，孙亦无耻”（汪精卫语）；袁世凯的复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民党在总统制问题上出尔反尔逼出来的。
袁伟时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反对丑化袁世凯和反对美化孙中山”的努力，我本人认为，这是一种有助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但是，比历史细节更重要的重大背景问题是：从民国初年的宪政夭折，我们能不能得出“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
袁伟时在文章中提出：说“民主不合国情”是错误的，因为民初宪政失败的原因，一是制度设计错误，二是思想变革不彻底，三是国民党不知妥协，热衷于争权夺利，没有接受袁世凯的总统制，没有把制度建设和健全法治放在第一位。
袁伟时解释说：“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多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错事和蠢事呢？私利固然是重要的行为动机，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从更深层次去考察，在这场关乎中国宪政前途的较量中，袁世凯固然暴露了专制者的本色，国民党人和中国的精英阶层也显示了理想主义者幼稚病。政治在高扬理想目标的同时，只能从实地出发，在现有基础上谋求可能达到的最高要求。……在刚刚结束宗法专制统治的国度，必须考虑稳定和发展的正确关系。无可讳言，当时的北洋集团是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也是国内外公认的国家稳定的重要依靠。考虑力量对比和国民对社会稳定的迫切愿望，成熟的政党和政治家应该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抉择。具体说来，各政党及其国会议员应该压抑自己立即掌握政权的欲望，在三权分立体制下接受总统制，并把它纳入法治轨道”。
袁伟时还特别指出：“有些论者断言，民初的政治混乱证明：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只有继续进行暴力革命才能清除这些污秽。这一糊涂思想的根源在于没有充分了解各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历史经验：1. 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范围逐步扩大和腐败逐步清除的过程。……2. 腐败和混乱只能通过民主、法治去纠正和防止。……说中国人素质低下不能实行民主的花腔，已经唱了一百多年了。正本清源，其实是掌权者迷恋手中权力而制造的烟雾”。3，“民主不合国情”是什么意思？
表面看来，袁伟时的上述分析深入透彻、滴水不漏。可在我看来，它实际上却是一个落入俗套和浅尝即止的观点。特别是，在两个最关键的地方，袁伟时的逻辑都出了大问题。
第一，思想变革不彻底，热衷于争权夺利，制度设计错误，这三者本来是袁伟时用来反对“民主不合国情”的。可是，只要我们细心想想，这三个原因说明的恰恰不是“民主符合民国初年的国情”，而是“民主不合民国初年的国情”。说“制度设计错误”，可问题是国民党人根本就不可能设计出不利于自己的制度。再说“思想守旧和争权夺利”，这些难道不正是当时中国的国情吗？
这怎么会不是国情呢？发生了的专权不是国情，没发生的民主反而是国情，这叫什么道理？说“不能生存的就是能适应的”，这算什么逻辑？根本就讲不通。辛亥之后的“民主不合国情”，说的就是 “过去不合国情”，不是指“将来不合国情”；要是“过去合国情”，民主不早就实现了吗？适者生存就是适者生存，怎么老想着把“不存”的说成“适者”呢？
第二，说“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我也认为这确实是“掌权者迷恋手中权力而制造的烟雾”。可是，迷恋权力恰恰也是一种国情，它不仅是当时的国情，也是后来的国情。掌权者迷恋权力固然不能说明“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但它却极好地证明了“民主不合当时的国情”，因为中国当时的国情就是“掌权者迷恋权力”，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所以，用迷恋权力来反驳当时“民主不合国情”也同样不能成立。
注意了，我这里是在分析“民主不合国情”是什么意思，不是在支持“民主将不合国情”的看法。我的观点很明显：专制就是中国的国情，所以民主不合当时的国情；民主不合国情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懂民主，而是因为有思想守旧和迷恋权力的国情；“民主不合国情”说的就是“民主不合思想守旧和迷恋权力的国情”。想想看，是不是很简单，有掌权者迷恋权力，还怎么会有“民主适合国情”？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在我看来，这还是那个老毛病，叫“规范冲动”。人们的“要把民主变成新的国情”，在冲动中说成“民主是国情”或“民主适合国情”了。也就是说，“民主适合搞”本来指的是“民主可以建立起来”，可如果有“掌权者迷恋权力的国情”，民主就无法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了也运转不了，民主也就确实不合国情。但“不合国情”一说好像把民主定了死刑了，所以人们就反对“不合国情说”。而在实际上，他们想表达的是：应该把民主变为新国情，应该反对专制的旧国情。因此，“民主”不是国情，“不民主”和“要民主”才是国情，而人们希望的是“民主将能适合国情”。
“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当然是错的，但错误之处涉及的是否定“中国人的民主权利”，不是怀疑“中国人的民主能力”。正因为中国人有“民主权利”而没有“民主能力”，所以，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旧戏后来就一直重演。妥协哪里是一种政治艺术？妥协分明是一种文化，不妥协才是中国的政治。
胡适说，民主的能力要在民主中习得。说的很好，但胡适的错误在于，他以为中国人整出来的“中国民主”也叫“民主”。实际上，在袁世凯和国民党的“中国民主”里，中国人能学会的只能是的“中国民主的能力”，不是“民主的能力”。
4，“多党制导致分裂和混战”到底错在哪了？
可为什么辛亥之后的争权夺利就是停不下来呢？实际上，这个问题跟“中国的专制政治和朝代循环为什么长期持续”、“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得到发展”以及“清末的君主立宪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同一个问题。问题的要害是中国人的政治信念。
中国、英国和日本都有皇帝，可中国人崇拜的是“皇权”，不是“皇位”，而英国人和日本人则完全相反，他们的崇拜是“皇位崇拜”，不是“皇权崇拜”。中国人的“政治权威”是一元的，“宗教权威”却是多元的，英国人的则相反。这是一个文化问题，不单是一个宗教问题，文化在这里指向的是更加广义的“行为规则和信念”，所以，日本即便受儒教影响，文化也不同于中国。现世主义、关系主义和实利主义使中国人崇拜“具体权力”而不是“抽象规则”，认同“单一权威”而不是“多元制度”，讲究“内在关系”而不是“外在原则”。所以，在清末的旧权威失控之后，新的权威不够得力，分裂和混战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与“多党制”毫无关系。在中国的历史上，从先秦的春秋战国、秦后的楚汉相争，到三国分立、南北朝之乱，再到五代十国、宋金辽夏，不管是分封制还是帝制，只要单一权威缺失，就会出现分裂和混战。“大一统”的分合逻辑，其实就是“大一统”本身的宿命；单一权威强大时中国可以盛极一时，反之就会出现“谁也不服谁”的“内斗”。
一方面，“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礼记》）；在另一方面，“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管子》）。跟什么对抗都不可能跟自己的信念对抗。民主共和再美，那也不是辛亥之后的中国国情，认“单一权威”因此争“单一权威”才是中国的国情，“多党制”只是乱象的表面原因。袁世凯和孙中山都差一口气，后来的蒋介石在“单一权威”上也一样，当时要中国不乱，那才叫“不合国情”。救亡也好，启蒙也罢，争的都是“单一权威”，什么漂亮就挑什么说，什么管用什么就是“伟光正”。
政治是预期的游戏，预期就是“你知我知、你会那么做我也会那么做的预期”。西方民主确实不是过往的国情，而掌权者迷恋权力的国情就是专制的国情，“不较真”和“反规则”的国情是自我专制的国情，认“单一权威”因此争“单一权威”则是专制和自我专制背后的最大国情。“单一权威情结”更进一步的原因当然也只能从人与生态的互动中寻找。
适者生存，不存则非适者。科学研究不是表决心，根本不能用“民主适合国情”来表达“民主将适合国情”。简单问题上的错误，反映的是民族思维上的腐败。死抱“不存则是适者”，说轻了是愚笨糊涂，说重了就是无可救药。如果连“民国初年民主不合国情”都不能认，中国人还怎么“让民主适合未来的国情”？
一句话，辛亥之后，中国的分裂和混战是因为权威缺失，中国人认“单一权威”因此争“单一权威”，制度之外有更重大的信念问题，“多党制”与问题无关；同样，愿望的背后是更加重大的认识问题，辛亥之后，在“民主”、“不民主”和“要民主”之间，“不民主”和“要民主”才是中国的国情。
在“单一权威情结”和“民主愿望”之间，存在着的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矛盾。中国辛亥之后的民主革命，一直是中国人政治信念的自我革命。中国人是否安于现状，不取决于发现这些事实的人，而取决于实践这些事实的人们，正是他们往往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民主是别人行动而不是自己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中国政改的最佳时机早已失去”，而是“中国政改的最佳时机根本还没有到来”。如果权贵们的潜意识里比普通人的有更大的“单一权威情结”，你让民主如何到来？到来又如何避免“袁固多诈，孙亦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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