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个由五六个人组成的整理该书的领导班子，忙碌了8年时间。作为讲话实录，也是逐渐形成的。”在9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如此介绍。从2003年朱镕基退休起，这套书稿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就已经展开了。
根据1990年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有此资格的出版单位仅限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出版社。黄书元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书基本上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仅是近几年，就有《江泽民文选》、《胡耀邦传》等书在该社出版。朱镕基的书，也没有例外。
人民出版社在2005年前后，指定副社长任超牵头，统筹负责朱镕基著作的出版工作。选择什么样的人参与朱镕基著作的印刷，是很有讲究的。他说，“既要政治可靠，经验丰富，编辑水平过硬，又必须有热情，甚至得有体力，才能承担得起这项长期的、宏大的工作。所以不能光选老同志，得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参与进来。”除此之外，专业背景也要搭配。学政治的、学历史的、学中文的、学经济的、学法律的……挑人的过程，几乎把社里中青年编辑的毕业院校和所学专业，从头到尾筛了一遍。
编辑人员表示：“在这1500多万字里挑选文章，如何取舍，是这4年中最棘手、最难解决的事。因为每篇讲话都体现了实字和真字。”朱镕基给工作人员确定了一个挑选原则：凡是重复的、已公开发表的、别人代笔起草的，一律不收。据此，鲁静等人开始了漫长的整理过程。“背后的辛苦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加班加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了核对一个人名、地名或者一个数字，经常要到处查资料、询问当事人或有关部门，花费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
按规定，图书的出版一般执行“三审三校制”。但《朱镕基讲话实录》在短短大半年里，就经历了十几轮编辑、二十几轮校对。人民出版社对编辑和校对的要求，只有最简单又最难的三个字：零差错。为此，第一轮，每组看自己负责的那一卷；第二轮到第四轮，为避免阅读疲劳，轮流看其他组的三卷；第五轮，再回到自己组的那一卷……直到最后几轮，“停下，站到自己的责任田上，牢牢把住，你们就是负责这一卷了，一个字都不许有差错”。有了这种“魔鬼式”的编校过程，今天，阮宏波已能坦然而自信地说：“我肯定，这套书做到了零差错。”
对书的编排方式，在常用的“时间式”和“专题式”两种方案里，最终选择了“时间式”。即从1991年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到20
03年总理任期结束，12年的讲话，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这样编排的最大好处，是能够清晰地看出朱镕基对中国经济全局的思考，也能看出他经济政策发展的全过程。如果拆分成银行、税收、国企等若干个专题，就会割裂了。”
书名是朱镕基自己定的。“现在领导人的著作，很少再用‘某某文集’这类书名了，从上一本《朱镕基答记者问》到现在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可以看出总理对书名的要求，还是简洁明了。”阮宏波说。
今年年初，全书基本定稿，出了一批征求意见的样书，送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相关领导审阅。
“不少部委吃了一惊：这个朱总理会议上的讲话，怎么和我们部里存档的讲稿完全不同？一查，部委存档的是书面讲稿，但朱总理来了后，书面稿请大家自己看，他脱稿，就某个问题，即席讲话。”
如此大篇幅的即席讲话，真实再现了当年的场景，很多都充满朱镕基特有的“火药味”，或是充满了“解密高层会议”的味道。对这些，朱镕基都没有避讳。书送到当年曾挨批挨骂的部委、省市或企业那儿，结果没有一个提出要修饰、要抹去的。有的部委和省市一字不改，有的部委和省市还主动提供当时的照片和其他材料。
对比年初征求意见的样书和现在正式上市的书，有两处明显的不同，一是封面，二是结束篇。这两点，正是根据朱镕基本人提出的意见而改的。任超告诉记者：“4月份朱总理带到清华大学去的书，封面还是白色的，用的照片是一张他表情比较严肃的。后来，朱总理在我们装帧设计人员提供的十几个封面中，选择了现在这个，红色的，微笑的。”
至于结束篇，编辑团队原先的构思，是以朱镕基2003年1月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的讲话《值得纪念的五年》作为结尾。“不但时间恰好合适，内容也水到渠成，完全可以收得住这套书”。但是，朱镕基决定末尾增加一篇他2003年2月在北京市看望一线公交职工时的讲话《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所有的修改完成后，2011年8月29日，人民出版社静悄悄地发了一条征订通知。当时，除了各地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外，几乎没有人留意到这条通知。10天后，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新闻发布会举行，除了出版方和学者，再没什么“大人物”出席。任超说：“朱总理对发布会的要求，就是不愿意有官员参加。他更关心全国各地同步上市，不希望北京上市了，较远省市或农村却买不到，那有失公平。所以，这次有些地方，书是空运过去的，确保同步上市。”
然而，再怎样低调，再怎样静悄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上市，还是举国轰动。这一幕和2009年《朱镕基答记者问》问世时的情况非常相似。那次，征订通知发出后，起初各地书店报来的数字并不多，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几经考虑，觉得可以“搏一搏”，首印数便在市场报数的基础上扩大了两倍。结果，上市两天，蜂拥而来的订单比首印数还多出两倍。“我打个比方说，开始各地只要10多万册，我冒冒险，首印数放到25万册。然后，短短48个小时里，市场爆发出来的需求量竟然是70万册。还好当时多多少少是有心理准备的，在纸张、印厂等方面都留了一手。不然48小时内，我们怎么来得及加印？”迄今为止，《朱镕基答记者问》的销量已达到100多万册，有的媒体估计已经超过150万册。任超强调说：“最难得的是，这100多万册，基本没有团购的。一本59块钱的政治类图书，靠
老百姓一本一本地去书店买，卖到了100多万册，这在图书市场上是非常罕见的，也是远远超出我们预计的。”
有了《朱镕基答记者问》在前，今年对《朱镕基讲话实录》的销量是否有了更乐观的估计？对这个问题，任超沉思了很久：“这两本书，我们并没有刻意规划谁先出，谁后出，只是根据书稿本身的成稿速度来推出。客观上，《朱镕基答记者问》的成功，确实为后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朱镕基讲话实录》，我只能推测，它会接近或超过《朱镕基答记者问》的销量，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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