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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薄熙来 没有“重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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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美40年外交风云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今年9月第三次来到重庆。此前他曾于1982年、1996年两度访渝。此次,已88岁高龄的基辛格参观了重庆公租房,亲身参与了红歌会,并称重庆是“一个奇迹般变化的地方”,赞扬薄熙来是中国的一位传奇式人物。事实上,基辛格抵渝之前,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副总理李克强、王岐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源潮。

基辛格为何如此看好薄熙来?是重庆奇迹般的变化成就了传奇式的薄熙来?还是传奇的薄熙来带来了重庆奇迹般的变化?

是什么“红”了重庆

毋庸置疑,薄熙来在重庆做了不少的事情。在薄熙来领导下,重庆经济增长速度已位居全国第三。据重庆市统计局最新数据,今年1-8月,重庆市工业经济增长速度为22.4%,跃居全国第一,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4.2%。外商投资已连续4年增长50%以上。而“五个重庆” (宜居重庆、森林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建设,也在大刀阔斧的进行。就以“森林重庆”来说,据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光国表示,重庆每年投入15亿美元用于种树。

取得如此不俗成绩,自然是非常不错的。但人们不禁要问,重庆的经济成果引来媒体诸多关注,但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位列全国第一和第二的省市反而显得冷清?另外,重庆虽然在绿化上下了大力气,但就多维记者亲眼所见,其绿化效果比起深圳恐怕尚有距离,与薄熙来原来主政的大连相比,怕也都比不上。

重庆为什么别样“红”,以至于所谓“重庆模式”得到社会高层的关注,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薄熙来”。有人说,今日的重庆都是薄熙来“炒”出来的。然而,据多维记者实地所见所闻,薄熙来在重庆的一系列举措得到了社会的共鸣,而且其中几项举措,如户籍改革、公租房项目,都是中央一直在推动,但却是举步维艰的头痛工程。根据记者在重庆的街访结果,市民最叫好的是公租房建设,其次就是薄熙来的“要一边分好蛋糕,一边做大蛋糕”,直接温暖了百姓的心。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薄熙来鼓吹、张扬的“公关”努力,“重庆模式”也就如同其他省市官员的一般政绩,最多不过是“屋里开花屋里香”,难以在全国沸沸扬扬。所以“重庆模式”的灵魂人物是薄熙来。如果对“重庆模式”还难有定论的话,那么对于薄熙来的功力人们应该没有疑问。对此,重庆民众当然也更有发言权。

“打黑”打过头

关于重庆“唱红”内容,此前多维已经写了多篇报道(详见:链接),不过,这里仍想摆出一个事实。在重庆“唱红”之前,不少地区早已有此活动,比如革命老区江西,但也未见如此大张旗鼓的宣扬。而到了薄熙来时代,“唱红”反倒成了他的“政绩”,甚至还亲自带队进京炫耀。至于“打黑”,人们普遍认为社会治安比原先好了很多。但据多维记者了解,很多百姓对此隐而不语。

一位已在重庆工作了近20年的大学老师感叹,这个社会如果要有幸福感,就应该包容。

现在的重庆让人有压迫感,让人担忧。有些话说的不对,有些观点不对,就有可能出事。很多事情虽然没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却担忧,这种担忧是非常痛苦的。

一位重庆律师表示,打黑从来是“不由分说”,没有体现法制精神,这点真的很可怕。该律师以李庄案为例,他表示,由于有机会接触到李庄案的检察官、法官,在了解到操作的一些流程后发现,李庄是否有罪、判多久、怎么判全部都是提前设计好的。这个“剧”,一开始是编剧,后来又变成闹剧。其起因是李庄不老实,总发出一些杂音。再加上一些媒体和李庄一样,甚至更不听话,才让这个事情戏剧化了。整个过程挺悲哀的。该律师还告知,在重庆谈李庄案,就是一个忌讳。重庆的权力不与你探讨依法不依法的问题,而是搬出一个“质疑打黑就是反对打黑”的逻辑。公租房到底值不值?

位于重庆北部新区鸳鸯片区的民心佳园,是重庆首个开工的公租房,也是第一批交付入住的公租房。记者对民心佳园进行了实地探访。民心佳园共54栋,是22-33层的高层电梯房。户型分为单间、一居室、两居室和三居室,建筑面积在31到79平方米之间。小区规划沙盘中,还配置有农贸市场、银行、学校、医院、幼儿园等设施。但记者所见,除了在小区入口处鲜有几个摊位外,别说超市,就连一般的货物略全一些的小卖店也没有,更别说其他配套设施了。

记者了解到,根据有关规定,刚毕业的大学生、低收入的居民、人均住房低于15平方米的居民、各地来重庆的农民工,都可以住重庆的公租房。在分配方面,重庆采用电脑摇号分配的方式。重庆市为建设公租房投入了1,000亿元,其中300亿来自政府,700亿为银行贷款。政府的钱不用还,银行的钱通过房租还。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房租是500元。

看似价格非常宜人,但一位老重庆市民向记者透露,重庆租房的情况大概是,好地方七八十平方米的大概是700-800元。而公租房的地段在郊区,坐车上班都不方便。按比例算,公租房地段同等大小的普通住宅,房子租金相差无几。公租房所以吸引人,无非是政府说了,5年过后政府会把房子卖给你。但现在政府又没有说多少钱卖给你,到底价高还是价低,百姓现在也不知道。现在中国房地产热,手里有一点积蓄都想买个房,所以很多人就去了。但5年后怎样,并没有人多想。如果届时售卖价格和同地段相差无几,那大家也只能哑巴吃黄连,现在谁也不好说。

记者离开小区的时候,特别留意,小区只有两条公交路线,门前是机场高速公路和渝宜高速公路。从工地了解到,小区西侧有一条轨道3号线,但目前尚未通车(9月29日该线已通车)。而东侧的轨道4号线还是远期规划的线路。小区鲜有出租经过,记者大约等了30余分钟。乘车前往渝中解放碑,大约花了25分钟。但出租车师傅告知记者,平时师傅都不愿意跑这边,基本没有生意。

事实上,2007年后,不光是重庆,在北京、天津、上海、常州、青岛、厦门、广州、深圳等城市,纷纷开工建设或收购了一定规模的公共租赁房源。这些城市第一批入住公租房的时间也相差无几,但唯独薄熙来在重庆搞公租房建设,博得了这么好的名声。

“共同富裕”剑走偏锋

薄熙来自7月开始大谈“共同富裕”,首提“蛋糕论”。强调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然后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是倒过来,即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

不久前,薄熙来再强调“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不能等不能拖”。不得不说,“共同富裕”这四个字就足以笼络了百姓的心,怎能不力挺这位意气风发的太子党。这为薄熙来搏得了不少好名声。但细细从重庆市委审议通过的《关于〈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的决议》中寻找促进“共同富裕”的良方,发现主要做法也无非就是缩小区域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贫富悬殊。

而这三大差距本身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体制原因,差距的加剧也已经威胁到了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的共性。“十一五”主要目标中,缩小贫富差距被摆到了突出位置。不仅在重庆,其他各省市地区也都努力为之。只不过重庆开启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均衡教育,开征新税种,如房产税、遗产税等,以及调高最低工资,碰触了几个百姓心里的敏感领域而已。但细节决定成败。以户籍改革为例,薄熙来虽然说,“农民工是很能吃苦、贡献很大的产业大军,要拆除‘户籍’围墙,让他们享受城里人的待遇”,但重庆户籍改革细节却与缩小城乡差距相悖。众所周知,户籍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要废除附着在户籍上的国民待遇歧视政策,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迁徙自由,更有利于全国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据了解,重庆市政府为符合条件的农民转户的初衷,是保证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及其赡养的老人能公平享受城市的市民待遇。但是,区县及各部门变成了硬性指标,且基本上没有兑现为农民穿上所谓的“五件衣服”(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而眼睛盯着的还是农民的土地。其中问题主要出在一个细节上,那就是要农民变相购买城市户口,交钱才能享受城市市民待遇(城市市民同样交费项目除外)。

一位从重庆农村来到市区打工的出租车师傅告诉记者,办农转非户口,你只要同意转户口,政府还补贴你5,000元。但一转户口,地就被收了。征地虽然也给钱,但一个人也就2-3万元而已。虽然政府给了个说法,地是有一个“过渡期”,但是这制度刚开始,谁也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该师傅透露,很多像他一样,家乡还有地的人都没有参与。

同样具有一定“欺骗性”的是地票交易。地票交易实质就是农村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从某个角度讲,地票交易为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及农房上市交易开辟了一条新思路。但重庆的政策目标是绕开国家对土地的严控政策,将用地指标拍卖后,给予农民部分价款,但其价值远远低于该土地指标的实际价值,并且剥夺了村集体、土地所在乡镇的发展权和议价权。乡镇牺牲发展权后,也必将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

“重庆模式”被神话 薄成神仙

薄熙来曾讲过这么一段话,“重庆地处西部,不可能照搬沿海的发展模式。我们既抓有内陆特点的开放,又坚持走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之路。通过抓民生,促消费、促内需、促发展。同时,用健康向上的文化凝聚人心,满足市民的精神,增强发展的精神动力。近期,我们将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专题研究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问题,探索解决共同富裕这个世界级的难题,争取能走出一条新路来。”从这些话里,可以知道薄熙来对重庆发展提出的理念是:既抓有内陆特点的开放,又坚持走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之路;用健康向上的文化凝聚人心,满足市民的精神;探索解决共同富裕这个世界级的难题。

看来,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也不过是在施政,并没有对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的确,在其施政中有些个人风格,但也不涉及制度,特别是根本制度层面。那么,哪来什么“重庆模式”?恐怕有的只是薄熙来的工作特色。

记者在重庆期间,连续多日看《重庆日报》和《重庆晚报》,发现这些报纸经常刊登有关薄熙来接见群众、学生代表,或者下基层视察工作的新闻。而文章基本上都是模仿“文革”中毛泽东出行的八股文写法,对薄熙来进行大肆吹捧。有篇薄熙来接见大学生代表的新闻报道,甚至几乎与“文革”中一篇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报道惊人的雷同。很难想像,如果不是领导喜好,这样的文章很难一而再、再而三的见诸于一份省级党报的公开报道。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政治伦理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薄熙来目前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毕竟还只是一名封疆大吏,如果宣传吹捧他的文章分寸把握不好,极易招致反感,这也是官场的大忌。但薄熙来对此丝毫不以为意,可见他对自己的政治资本、政治前途和政治抱负是多么的自信。事实上,薄熙来自担任大连市长之后,就一直善于利用媒体,高调塑造自己的个人形象。他最初给人的印象,是现代政治家应有的亲民、务实的正面形象。但主政重庆之后,却被重庆官方媒体塑造成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自负的强人形象。

对于薄熙来的如此形象,有重庆百姓反映,“他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好”,相比于前任市委书记汪洋,薄太浮夸,汪比较实在。一位重庆市民表示,汪洋不像薄熙来那么能花钱。薄熙来一来就弄了个女子特警队,女队员都是百里挑一的,基本上只在市委市政府那一块儿站岗。重庆人都知道薄熙来喜欢银杏,他来重庆第二年,银杏就开始取代本地原本种植的树。暂且不说一棵树就得花费20-30万,银杏本不太适合这里的气候,养护费用都是不小的开支,树上还经常带着“吊瓶”输液。在重庆,百姓一般都说过着“小日子”。但是,这位大人就喜欢热闹、高调。别人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是小事非弄大不可。所以上至政府官员下至黎明百姓,都挺忙乎的。

“五个重庆”建设,让重庆市民享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十大民生”,使中低收入群众受益;开展“打黑除恶”、“唱读讲传”、“三进三同”、“大下访”等活动,均与民生密切相关。如果这些都归属于“重庆模式”的内容,那么“重庆模式”的出发点,无疑具有较强的诱惑力。有北京分析人士称,薄熙来作为中共少有的具有国际新闻专业硕士学历的高层大员,对于媒体的运用和操作十分了解。熟悉薄熙来的人士也曾表示,薄熙来的性格中颇具“媒体人来疯”的特点。当有媒体在场时便会高谈阔论,一旦媒体离开,他就会异常沉默,不苟言笑,判若两人。大概正是这种专业背景和性格,使得薄熙来在运作“重庆模式”时如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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