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端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从此踏上革命之路，先后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1949年共产革命的胜利。它以自己的胜利和失败，留给所有中国人一份宝贵遗产。
从20世纪开始，进步的知识分子便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端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从此踏上革命之路，先后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1949年共产革命的胜利。
辛亥革命与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鼎革、王朝代异，性质不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不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而是以一种社会制度取代了另一种社会制度。并且，它不是依靠中国固有的儒家经典作为思想武器，而是以19世纪末以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从欧美各国学到的社会革命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但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复杂性，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它以自己的胜利和失败，留给所有中国人一份宝贵遗产。
上海某商会会员，1911年 上海商会出资组建了中国最早的革命军队。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影像穿越
这些图像远远超越“老照片”，它们是五四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重要社会生活和事件的视觉记录，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在欧美，用照片展现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中国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重要手段。近些年中国学者和影像史学家才逐渐加入这一行列。
刘香成
刘香成《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图
刘香成《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图
刘香成《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图
我着手用影像为辛亥革命做编年史，心中不免惴惴。今年是2011年，武昌起义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随之建立。起义赶走了满族统治者，但新生的中华民国仍聚居着不同国籍的人，这种状况又持续了好些年。因此，我的研究从一次长途旅行开始：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从东京到悉尼，从伦敦到巴黎，从洛杉矶到纽约，我看到了数目庞大的原始影像，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知识分子一直关注着18、19世纪帝国主义的遗产。作为后殖民主义崛起的一部分，对殖民历史和经验这个棘手话题的表述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教科书中，较新的有毕可思（Robert Bickers）近著《争夺中国》以及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所写的V・S・奈保尔（Naipaul）传记。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这种遗产的方法却不尽相同。2011年1月1日，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新年致辞中表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记忆犹新。1919年，美国国会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该条约将德国在华“领土”和势力范围转让给日本。
中国对《凡尔赛条约》的回应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怒不可遏，遂引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强加于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这场运动标志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代表着对晚清时期外国人半殖民式在华存在的心态。时至今日，中国对这种存在仍很敏感，一切与中国主权有关的问题都充满了感情色彩：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在澳大利亚和法国火炬接力中的抢夺火炬事件激怒了中国的年轻人。一个名叫“Fang KC”的博主在网上检索了《人民日报》电子版，发现1946-2006年有19个国家或组织被批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总计达115次。就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屈辱是人类情感中最具威力的，雪耻次之……”
自五四运动以来，“屈辱”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屡见不鲜，常常同时出现，因此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所熟知。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绵延数千年，其间北方的蒙古人和东北的满人曾侵入中原，但几乎未引起屈辱或帝国主义的概念。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儒家学说和汉语最终将非汉族的入侵者同化进“本土”文化。因此，元朝和清朝毫无疑问地被认作是中国的王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于湖北的中心武汉。在起义百年即将到来之际，这些照片构筑了起义发生的动力----“屈辱与帝国主义”----的视觉大背景，并进一步揭示了起义如何加速清王朝的瓦解。若是没有今日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代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曾在整个20世纪饱尝受害者意识影响的数代中国人也许只会把这些相片看作“老照片”。然而，这些图像远远超越“老照片”，它们是五四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重要社会生活和事件的视觉记录，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其内容包括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帝国宫廷内的场景、权贵和贫民的日常生活，以及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义和团运动、1904-1905年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十年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袁世凯的影像。他未能如愿加冕为末代皇帝，在其死后中国堕入军阀混战的十年。
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了摄影。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启了新时代，随着西欧人到海外寻求新市场、攫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力，摄影作为记录国内外社会的工具也在发展，与历史学家的作品一道服务于上述目标。19世纪晚期，外国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向非信徒传播基督教福音时，摄影起到了不可思议的重要作用。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为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的丰富影像档案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在欧美，用照片展现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中国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重要手段。由此，这些影像作品所记录的历史十分丰富，对于为现今读者描绘旧时岁月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贯比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更审慎地对待这些历史记录，中国学者和影像史学家近些年才逐渐加入这一行列。直到19世纪末，西方摄影师都在用镜头记录中国人的“原生态”（native type），重点展现“中国人的民族特点”。然而，许多照片却是在摄影棚里摆弄完成的，只有很少的在自然背景或家居环境中拍出来。相对于此，表现恐怖的死刑----通常是枭首----以及对“苦力”的执迷都是常见的主题。“苦力”（coolie）一词的出现及使用，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当时对这些人的盛行态度。有历史学者指出，“常见于照片说明中的‘苦力’一词，表明人们在解释这一群从印度、中国去往美国，后又返乡的劳工时是僵化而过激的。从语源学看，这个种族蔑称可追溯至殖民时代的印度，演化自泰米尔语（Kuli）或古吉拉特语（Koli）”。19世纪用各种方法将中国人描绘为“原生态”，以及执迷于死刑或裹脚，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形容的“高尚野蛮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人们如何感知历史取决于历史如何写成。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英国评论家凯伦・史密斯（Karen J・Smith）最近援引马克・吐温的话，他在回答“为什么我们这么厌恶过去”时说道，“因为它太让我们丢脸了”。史密斯继续说道，“如果历史像马克・吐温说的那样使人蒙羞，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此。同样，170多年里数代的中国人乃至当代不少中国人都确信，从19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入侵者带来的屈辱使他们蒙羞。这是需要纠正的。”
在中国，书写历史是既复杂又敏感的事。2011年初，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央党史研究室连续四任主任历时16年才重修完成1949-1978年的历史。由于这部书并没有提及诸如1960-1962年大饥荒的确切死亡人数这样的问题，可以预见新中国这30年的历史会很快引起热烈的讨论。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邸中仍然保存着自19世纪起中英两国接触的版画，它们静静地浮在墙上并不起眼，却使人联想起当年英国第一任来华使节马噶尔尼勋爵（1737-1806）在大清帝国宫廷上立而不跪的场景。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位于汇丰银行香港总部44层董事长私人餐厅的墙上也曾挂有关于那段历史的照片和版画，后被悄然撤下。1997年香港主权交还中国，墙上取而代之以昂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歌颂中国经济的崛起。
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初直至1911年的照片，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总体上看，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基本是外交官、商人、军火商、冒险者和旅游家这几类人，只有屈指可数的照片是职业摄影家拍摄的。中国及其民众有时被塑造成异国的、粗鲁的，有时把自己描绘为英勇的。在后现代世界，对于1860-1905年由访华摄影师或模仿西方同行风格的中国影棚摄影师拍摄的中国人肖像，西方艺术史学家一直持批判态度。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义和团运动和美国国会1882年5月通过的《排华法案》都对摄影负面甚至时常是种族歧视性地表现“中国主题”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照片中的绝大部分拍摄并聚焦于通商港口（广州、厦门、福州、上海、青岛）、欧美租界以及日本军营的生活。在欧洲的图书馆或收藏品中，许多照片档案既包括中国的照片，也包括暹罗（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日本的照片。
这些照片展示了1911年各历史事件的场景和背景，描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社会时事、习俗与传统，以及中国第一个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动荡。重要的是，这些照片为当今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视觉影像，促使人们思考百年之前中华民族的海外形象，彼时中国不曾料到会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说这些照片仅仅是外国人用有色眼镜将中国人视为“异国情调”的证据，则失之简单。它们铭刻着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让人洞见前人文学作品或集体话语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
如今，在评价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时，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知识分子都不仅仅限于谈论其消极方面。诸如上海社科院的熊月之教授在《上海的外国人（1842-1849）》等书中都提到“帝国主义”的积极影响，例如引入排水系统、城市规划、铁路网络和海关系统等民生成就。不论是在伦敦的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或英国皇家亚洲协会，还是在馆藏乔治・莫里循（George Morrison）作品的悉尼米切尔图书馆，抑或是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搬出一大部黑色或蓝色影集供我观看，我都深深为之触动。特别是看到这些照片保存完好，还有了电子版本，码放在洁净桌子的特制书架上，我心中尤感欣慰。这不禁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故宫(微博)博物院将数套完整的宫廷卫兵制服当作“废物”处理掉。同样，一些中国摄影师在潘家园跳蚤市场买到了当成废品出售的中国著名摄影家的照片。这其中有些“废品”日后出现在中国的拍卖行，还引起过诉讼与反诉。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一边大兴土木，修建造型震撼的博物馆，一边却疏于看管视觉历史的纪念物，将其丢进垃圾箱中。
虽然有数不胜数的中国文化遗存仍在私人收藏或西方博物馆手中，急于买回文物的做法却似乎只是拖延并加重了国人尚很普遍的“受伤害感”。花费近九千万人民币在拍卖会上拍得圆明园宫殿装饰用的一批兽首便是一例。每一件从中国“掠走”的文物出现在拍卖会上，都说明海外的私人或公家收藏还握有难以计数的文物。
中美重新打开外交大门40周年之际，亨利・基辛格在其新著《论中国》（On China）中说道，在中国寻求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仍然认为西方对待中国特别不公正，而中国正从曾经的劫掠中重生。我希望这些影像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从大清帝国到一个世纪的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开启了不断打破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系列革命。辛亥革命意义非凡，因为它结束了世界历史上最长久的帝国官僚体制。1911年间对满人公开的不满团结了各阶层人士，他们成功地建立了革命同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将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合二为一。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利引发了一连串军事灾难：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焚毁圆明园；接着便是1884-1885年中法战争和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因此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沿海和长江流域通商港口，将其中一部分土地作为
周锡瑞（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系教授）
清朝一方面忙于抵御西方和日本的挑战，一方面疲于应对一系列极具破坏力的内乱。其中最严重的当属由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日本的陆海军迅速击溃中国军队之后，形势变得明朗：中国若要生存，也必须改革。19世纪末，欧洲列强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获得修建铁路和采矿的特权，被很多人视为“瓜分中国”的前奏，加速了中国改革的必要性。然而，改革之路并不平坦，愈到终点愈发曲折。1898年，年轻的光绪皇帝身边一群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改革派提出了抱负远大的改革计划。但慈禧太后集结保守势力，阻碍改革。尔后官方又支持了席卷中国北方的狂热排外运动----义和团。清廷保守的满族亲贵则希望借用义和团的力量，驱逐洋人。由于清政府的介入，这场危机很快升级为中国与各国列强之间的全面战争。
结果毋庸置疑是灾难性的。列强组织起八国联军，解救被围困的各国驻京使团，镇压拳民，惩戒清廷。清廷“西狩”，逃至古都西安，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清廷在最后十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改革，称为“新政”。几年里，传统科举被废除了，代之以现代学校的新式教育体系。军事系统也得到彻底改革，每省都训练“新军”，装备以现代的制服和武器，并采用现代的操练和后勤。
最关键而剧烈的变革发生在政治体制上。六部被现代意义的“部”取代，并增加了外交、交通和教育这三个极其重要的政府机构。正当新政改革开始显现进步成果之时，1908年11月，囚禁中的光绪皇帝和久居权力宝座的慈禧太后接连两天里相继死去。光绪皇帝25岁的胞弟载沣接过大权，充当其子溥仪的摄政王。毫无经验的摄政王无法领导改革的艰难历程。1907年，满族巡抚恩铭遭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之后，要求取消满汉分别的呼声如潮水般涌现。
1911年春，清廷任命第一届内阁，取代了军机处。这是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来自皇族的成员甚多，人们将其称为“皇族内阁”。此举不仅让那些希望由皇族统治逐渐过渡到宪政制度的人大失所望，还将人们的不满不折不扣地集中在满人继续掌权之上。
引燃革命之火的是一桩意外：在武汉三镇汉口租界内，革命党人接头地点的土炸弹爆炸了。爆炸发生后，几名革命党人被逮捕和枪决，当时传说所有的革命党人----甚至包括所有剪辫的士兵----都会成为逮捕的目标。于是在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先发制人，兵变占领武昌，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
最初，武昌起义不过是在武汉三镇的一场兵变，由爱国青年士兵被迫发动，但却引发了一系列具有相同模式和清晰内在逻辑的事件。在武汉，起义很快得到新军重要将领（如黎元洪）和包括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内的湖北立宪派精英的支持。这些民政军界的精英号召其他省的立宪人士加入到他们的事业中来。随后数星期，南方诸省和北方少数省份的督抚、谘议局长或新军军官一个接一个地宣布所在省脱离清朝独立。到1911年底，革命的各省在南京组建了临时政府，与清政府的代表谈判。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总统。
袁世凯是北京新的政治强人，他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训练最有素的军队----北洋军，并一直领导政治改革，崇尚宪政政府，所以是领导新民国的一致人选。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许诺，只要袁世凯支持共和，他就让位。1912年2月，袁世凯迫使年幼的溥仪皇帝退位，将民国的首都迁往北京，并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民国的建立终结了两千年的专制统治，这一变化的影响不应被低估。满族统治结束了，人们不再留辫子，有的自愿剪下，有的让城门口的士兵给剪下；西式服装、圆顶礼帽和皮鞋流行起来；人们打招呼时是握手而不是鞠躬。孙中山坚持在1月1日宣誓就职，为的是民国能从西历的元旦开始纪年。至少就民国元年来看，对新国家未来的乐观情绪和积极投入四处可见，处处都是变革的气息。
然而，乐观的气氛没有持续多久。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普遍的反满情绪。反满将各个革命派别和立宪派联合在一起。但当满清统治被推翻后，各派对于该如何治理中国几乎没有统一的意见。孙中山及其同仁倾向于议会制和联邦制，于是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参加了1913年的全国选举。虽然国民党取得选举胜利，袁世凯的支持者却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很可能成为政府总理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不久，袁世凯将国民党驱逐出议会，并在短暂的“二次革命”中击败国民党，将民主共和变为独裁专制。袁世凯虽有一套更为全国性的现代化议程，却从未能获取足够的收入来支持这个计划。最后，他希望通过恢复君主制，以便中央政府有足够大的权力从地方政府手里抽税。虽然人们对民国失望不小，但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帝制时代。1916年6月6日，称帝不足三个月的袁世凯郁郁而终。
随后的军阀混战一直延续到1928年由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统一全国。这些年里，军阀政府走马灯般更换，政治动荡。同时，文化也非常活跃，其间发生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大力倡导白话文、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以及最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的起因是抗议军阀政府为获得军事贷款而将德国位于山东的租界让与日本，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无视中国人归还山东的请求。在爱国的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眼中，这显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合谋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五四运动中的思想激荡和爱国情绪，导致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全新的民族主义革命力量。孙中山向苏联寻求军事和财政帮助，并与政治舞台上的新星----中国共产党----结盟。这些遵循列宁主义组成的新兴政党联合在一起，共同致力于打倒北洋军阀，直到1925年孙中山去世。1927年，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大权后残杀共产党员与左翼分子，国共联合阵线因此破裂。接下来的20年里，蒋介石和毛泽东率领各自的政党和军队展开了对中国控制权的争夺，最终以1949年共产党人胜利而告终。
辛亥革命是怎么成功的？
黄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要了解辛亥革命，必须追溯到道光、咸丰年间，像魏源、徐继?等人开始引介西方新的思想观念，介绍世界地理、外国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共和、民主等观念的引介。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当时中国思想家、传教士等即开始介绍西方的民主、民权、自主之权等观念。例如：林则徐、魏源、梁廷?等人开始介绍英国的君主立宪与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并将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描绘成类似三代时尧舜那样的明君，进而倡导他所树立的民主风范。由于这些长期的努力，民主共和的观念才得以推广；晚清革命志士、立宪分子敢于构想一种崭新的未来，追求自由、权利、宪政体制等，就是受到这些新观念的启发。
至晚清最后的十年，随着留学生的增加，译介新思潮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晚清思想家对民主思想的宣扬与革命观念的传播，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石。当时有十余部书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在思想上启迪人们“走向共和”。它们分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谭嗣同的《仁学》（1897），梁启超的《新民说》（1902―1906），孙中山有关“三民主义”的言论，《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选编，章太炎与康有为政论，《革命军》（1903）、《猛回头》（1903）与《狮子吼》（1905），《民报》介绍法国大革命及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文章，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等宣扬女权思想著作，废科举、兴学堂各种论述，以及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1902）等。这些作品带来了对新时代的向往，也提供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温床。其中，直接激励人们求新、求变思想的三本书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是近代中国首批留洋学生，返国后以引介西学、翻译西书成为启蒙导师。他所翻译赫胥黎（Thomas H.Huxley）的《天演论》以典雅的桐城派古文来译介新思想，鼓励人们救亡图存，成为竞争中的强者、适者，以免亡国灭种。此书是近代中国革命与立宪思想的共同源头。
其次，与日后激烈革命行动关系最密切的是谭嗣同的《仁学》一书。它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革命（毛泽东即说他受湖南同乡谭嗣同思想的启迪）都有影响。谭嗣同提出的口号是“冲决网罗”，要破除名教纲常。他觉得五伦中的三纲部分：君臣、父子、夫妇都有压迫性，兄弟也是具有压迫性的。五伦中唯一可以保留的，只有朋友一伦，因为朋友才是平等的。五四时期，鲁迅、巴金等人对家庭制度的大力抨击，都可以上溯至谭嗣同的《仁学》。
相对于鼓舞革命的《仁学》来说，梁启超的《新民说》比较复杂。梁启超在1902年去美国访问之前，是比较激烈的，并尝试与孙中山合作，共谋革命。他在《新民说》的前期，提出种种口号，主张塑造新国民。梁任公最早指出：中国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国民质量，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新时代所需的新国民，中国才有希望。此一想法其实就是后来鲁迅所讲的“国民性改造”。1903年，梁任公游历了新大陆之后，看到民主的缺陷与华人在民主体制之下的种种缺点，转而保守。他又受到严复、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群学思想中“循序渐进”观念的影响，认为新道德的建立必须奠基于传统伦理之上，开始主张依赖传统资源，以私德的改造作为“新民德”的基础。梁任公与革命党的分道扬镳与此思想转向不无关系。梁任公的调适、渐进的思想在晚清普遍流传，成为立宪派的重要基础。
上述书刊有一些共同的关怀，包括肯定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史观与以民主宪政作为终极的政治理想，不过，人们对民族、民权和民生等三大议题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孙中山先生一派坚决支持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主张驱除鞑虏、建立共和，把满洲人赶回东北或彻底消灭；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保皇党，所支持的则是君主立宪的政体，希望先实施君主立宪，等时机成熟后再迈向民主共和。最后是关于民生问题的辩论，康梁派采取的是较倾向资本主义的路向，主张发展经济、保护私有财产；而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党，采取的则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主张土地国有与节制资本等。
总之，就辛亥革命的事件来说，这个新时代的出现或许是偶然的，可是此一偶然的背后，却是上述这些书刊所发挥思想动员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受到两种官方论述的宰制，而不能认清历史的复杂面貌。
过去三四十年来，史学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出单一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复杂面向。张朋园先生关于梁启超与立宪派的研究让我们开始正视辛亥革命的成功，除了从兴中会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党人参与外，还有其他的力量与群体，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事实上，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真正的转折点是革命爆发之后在各地得到立宪派人士的支持。通观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前后的发展，张先生发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主要是依靠“进步的保守分子”立宪派士绅的支持，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全国大多数省份的认可，最终脱离清朝控制。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不但向清廷请愿立国会，且领导护路运动，罢课，罢市，加速了革命的爆发；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武昌起义之后即与革命党合作，通电各省，呼吁响应独立；湖南省谘议局议长谭延?在革命爆发后，起而担任都督，使湖南在短期之内恢复秩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廷（Clarence Martin Wilbur）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派》（1969）序言中说：“许多在革命前属于君主立宪派的人，在辛亥时期与革命派合作。事实上，在促使帝制的崩溃中，他们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立宪派的活动懵然无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不能了解的”。
立宪派士绅宣布独立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自保。他们希望在革命军于武昌起义成功而中央没有办法控制局面的时候，可以依赖自己的力量保障自己的身家性命，这才是他们宣布独立最根本的原因。因此，辛亥革命是立宪派士绅支持之后，各地响应所产生的结果。辛亥革命之后促成政权和平转移的南北议和，也主要是在立宪派人士努力下才获得成功的。
辛亥革命有一个长期的思想酝酿的过程，同时它的参与者来自不同的阶级，并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参与进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一句话表示：革命成功乃汇集了各种势力之后所共同形成，其中革命党人多受理想激发，揭竿起义，立宪派人士则或为自保，或为维系秩序，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就在新旧势力妥协之下获得成功。民国之后，在实施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与挫折，亦部分地源于此一妥协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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