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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移动公司原总经理受审 涉嫌受贿36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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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电信反腐窝案之一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沈长富涉嫌受贿案10日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沈长富被指控涉嫌受贿金额达3616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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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移动通信公司原董事长沈长富涉嫌受贿3600余万元一审开庭

据公诉机关指控,1990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人沈长富先后利用担任重庆市电信局无线分局局长、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重庆移动通信公司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沈长富共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616万余元。

在检察机关指控的多项涉案事实中,长远贸易株式会社总经理毛节琦向沈长富行贿的时间最长、行贿的金额也最大,长远贸易株式会社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瑞典爱立信公司的高级顾问,毛节琦负责中国市场。1996年至2010年期间,瑞典爱立信公司在向重庆市电信局、重庆移动公司供应移动通讯设备。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沈长富先后7次收受毛节琦所送的美元141万余元、港币600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747万余元。直到沈长富“落马”前,两人仍有金钱往来。

同时,公诉机关还指控,1999年-2010年,在沈长富的帮助下,成都东讯电子工程公司、四川冠达通信公司成功承揽重庆移动公司建设工程、万州片区基站维护工程等多项业务,2003年-2010年,沈长富安排其儿子沈俊成收受上述两家公司负责人刘卫所送的价值66万元成都市冠新通信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沈俊成先后3次分得“红利”1309万余元。2004年-2010年,为华为通讯技术公司向重庆移动公司供应设备、技术服务提供帮助后,沈长富通过安排其子沈俊成在华为公司成都办事处、沈阳办事处挂名领薪的方式,收受该公司所送的131万余元。

为进一步落实司法公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了此案庭审。鉴于案情重大复杂,法院决定择期宣判此案

华为和爱立信卷入中移动窝案

已持续审理数月的中移动窝案,牵出多个国内外知名通讯器材供应商。10月10日,中移动重庆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沈长富在重庆受审,检方指控他在任职期间收受贿赂3616万余元人民币,而涉嫌行贿者包括爱立信和华为等著名通信企业。沈长富1951年出生,曾下乡当过知青,自称没有任何背景,考入重庆电信局,靠自己努力逐步成长。在1990年到2010年,他先后担任过重庆市电信局无线分局局长、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重庆移动通信公司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他曾连续两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过两届重庆市政协常委,在移动系统内部具有较高地位。

在10月10日庭审现场,旁听者聊聊,仅有少数移动公司员工和家属旁听。出庭受审的沈长富依旧大腹便便,穿着也较为讲究,依旧身着西服,脚上穿着干净的布鞋。在回答检方和法官提问时,他多次谈到自己曾获得各项荣誉14项,希望量刑时能考虑曾有的贡献。

检方指控称,自沈长富担任重庆市电信局领导到中移动重庆公司董事长的10多年,频繁利用职务便利,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616万余元,并特别指出,华为和爱立信为获得设备供应,涉嫌向沈长富等巨额行贿。

在对沈案的审理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移动在设备采购方面,因制度缺陷存在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沈长富表示,在中移动,设备的采购,通常采取邀标制,而非招标制,因此自己有权邀请谁和不邀请谁参与。而检方指控,他多次向行贿自己的爱立信和华为进行邀标。

据检方指控,在1996年重庆移动通信系统升级换代期间,爱立信设备代理商毛节琦找到时任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的沈长富,希望重庆能采购爱立信的设备,在事成后将给予其相应的提成。此后,沈长富顺利地让爱立信的设备被采购,同时自己也获得了2%的返点提成。

2003年,沈长富之子沈俊成(又名沈力)从英国威尔士大学毕业回国。此后不久,沈长富在跟华为重庆办事处代表谈生意时,提出将自己的儿子安排到华为上班的想法,得到了该负责人肯定回答。为了避嫌,沈俊成没有入职华为重庆代表处,而是到了华为成都代表处。

根据多位华为公司的员工和高管的口供,刚到华为成都代表处的沈俊成,即享受了代表处中干待遇。但仅仅上班两个月后,沈俊成因为想做生意,而准备放弃华为的工作,从成都代表处告辞。尽管如此,华为依旧为其提供足额工资,同时还按年发放丰厚的奖金。

到2004年,华为又将沈俊成的工作关系转到沈阳代表处,而此时他早已离开,在没有报到的情况下,华为沈阳代表处继续为其发放工资和奖金。而按照华为的内部管理规范,如果员工无故缺席三天即按自动离职处理。检方指出,沈俊成长达数年不在岗,却还能领钱。

根据警方的调查,华为给沈俊成的合同取证到的就有六份之多,直到沈长富案发,沈俊成还在华为领钱,华为多位管理人员称,如此这般主要是因为沈俊成的父亲是重庆移动负责人。

检方指控沈长富因此利用职务便利,给华为进行了牟利,在此期间,华为的二代通讯设备被占重庆移动采购量的25%左右,而三代通讯设备则超过了70%,华为从重庆移动获得的通讯设备采购收购平均每年有3亿元左右。

沈长富及其律师对检方指控的大部分事实无异议,但他同时也辩称,移动公司的设备采购本来就是邀标制,跟招标制不同,因此自己是按公司规定在做。同时,他表示,地方公司权力有限,通常只能建议邀请哪个公司,最终由总公司来决定。对于其子收受他人公司“干股”、分红、挂名领薪等事项,沈长富则称不知情。

在进行完八个多小时的庭审后,法院称鉴于案情重大,将择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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