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专家刘乃强发文盛赞中国模式

中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近日在《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推进“中国模式”与港台发展》。文章盛赞“中国模式”，认为该模式可使港人“逐步回归到一个‘文明型’的中国之中”，更可令台湾的有识之士“共同建设一个更公平合理的社会，共同带动人类文明向前闯”。

据中评网10月12日刊文，刘乃强在文中称“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其发展模式正走入穷途末路”，目前大部分西方国家经济低迷，多国发生财政危机，抗议示威愈演愈烈……但“中国和她周边的东亚地区却一枝独秀”，这表明“世界经济和文化中心正在东移”，而“中国模式”也更多的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中国模式是指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中共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亦称走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列举中国近年在经济领域、在成功大型体育活动等多方面的成就，称这“是在西方国家全面不景的环境之下取得的”，更能证明“中国模式”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作者批评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依然充满着民族自卑”，“整天跟着人家所谓‘普世价值’的尾巴转，还要与之‘接轨’，对自家的事情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都看不对劲。”作者还批评中国官方“从来不敢提‘中国模式’四个字，生怕招风惹雨。”

作者在文章最后称“中国文化没有西方那种要推销自己，甚至强加于人的传教传统。”但是对于港、澳、台等长期受西方大力薰陶的“化外”同胞，中国政府有责任将其逐步纳入中国文明主流。称“中国模式”如能在香港被新一代普遍接受，人心便会逐步回归到一个“文明型”的中国之中，而不是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之下；中共如能以实际行动落实和提升“中国模式”，对台湾的有识之士，统一在一个证实可行的更高理想底下，共同建设一个更公平合理的社会，共同带动人类文明向前闯，将会是“一个无可抗拒的感召”。

在过去两千年的文明史当中，世界经济和文化重心长期在东方，近三百年重心西移，直至近十多年，越来越多人发觉，钟摆再次朝东移动。像所有新生事物一样，开始时大家还有所怀疑，但是自2008年西方出现了金融海啸之后，西方世界束手无策，还采取奖励罪犯，惩罚广大良民的错误措施，在在证明西方文明已经老态龙钟，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中国和她周边的东亚地区一枝独秀。自此，“中国模式”越来越受到更多人谈论，并开始累积全球性的认同。这现象表示着，不管我们如何韬光养晦，中国已经崛起了，这既是无可掩盖的事实，也带来全新的烦恼。

我们内部有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环境污染；人民买房难、看病难、升学难等等一大堆问题，有待逐步解决。但是不论横向比较，我们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强得多；垂直比较，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曾经历过同样问题。难得的是，人家小国寡民，有大片土地让他们种族灭绝，侵掠殖民，还需要几百年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相等于人家几十个国家的13亿人口自力更生，和平发展，几十年就处理了，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处理得比人家好。

收缩我们的视野，过去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弄到今天西方的发展模式走入末路穷途，欧洲被逼从奢入俭，已经骚乱不绝。美国至今除了年初因地方政府财政破产而大量裁员促发一连串公务员示威之外，还算稳定。这是因为美国还可以继续印钞票度日，七个美国人之中有一个人靠食物券维生，而本来以六个月为期的失业救济续完再续；基本生活有着落，人民便不上街。只是最近两党就债务限额斗法，债务评级下调之后，日子也难这样过下去，大学已经要加学费，就业上不来，只要福利措施（entitlements）一削减，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会出现百数十万人上街的场面。以我估计，这情况将于一年之内出现。

无论如何，青年人示威抗争已经成了全球流行的社会病，中东地区还因此倒了几个政府，香港和内地都某一程度的感染了。有人想乘机搞什么“茉莉花革命”，但却始终搞不起来。以我的观察，内地的社会事件，都是十分局部性的，针对的是基层政府。针对到省层面的，已经稀少。针对中央的，基本上都与分离主义有关。不但如此，国际民调显示，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度，多年来都是全球之冠。这显示了“中国模式”在赢取民心，维持稳定，确有其突出的表现。

全球示威抗争的频繁，显示这个世界的社会钟摆，正在向左移动。人民对公平、环保等意识不断高涨，发展的意义和目标再次受重视。我们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中国模式”具有巨大的调动资源解决问题能力。三农问题于大约年前提上议事日程，到今天农业税取消了，农民看病有医疗保险，贫困户有低补津贴，子弟普遍享受9年免费教育，老人也收到各地多少不一的养老金，社会安全制度初步形成；目前矛盾所在主要是入城工作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后代。“十二五”一出，国家全面转型，全面告别“GDP主义”，未来的发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点，将朝公平方向移动。看看西方，只有少数有识之士觉察到问题的所在，但明显缺乏意志、决心、执行能力和资源去面对问题。

即以再生能源和低碳经济为例，我于去年一月，便于本刊指出：“低碳经济各方面的科技，中国已经超越美国。在能源方面，无论是传统能源、核能和可再生的新能源：也无论在发电和传送，中国都走在世界前列。交通方面，中国超速发展轨道运输的规划和投资，最高速度的列车，在中国行驶，磁浮列车，也只有中国才有实际运作，和掌握最新科技。其他如植树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唯一持续黄退绿进的，在治沙方面，更有独得之秘。至少在风能方面，美国已开始大量从中国引进。”奥巴马于上任时，政纲中提出要拨款多少去发展新能源，作为复兴美国经济的火车头，现在任期将满，还不能落实；而中国则早已按部就班，真金白银的投入，并且已经开始出现成绩了。这样下去，未来的科技，将续渐掌握在中国手中，中国逐步成为主导。

自2008年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取得不少新成就，包括：经济成长领先全球，投资热点，人民币地位提升，展开全球并购，汽车产销大国，高铁领先全球，手机大国，互联网用户大国，新能源产销大国，成功主办奥运、残运、世博及大运，成功处理汶川地震等特大灾难…… 以上并非清单，要再数的话，还可增加许多项。

这些成绩是在西方国家全面不景的环境之下取得的，更加难能可贵，同时也更能证明“中国模式”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说了这许多，只想指出，“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今天的中国，已不能以旧的眼光去看她。“中国模式”不但数十年来证明成功，而且不少内外人士认为这将为不少新兴国家后现代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行的选择。

很可惜，内地不少知识分子，依然充满着民族自卑，和从此滋生的“发展不安”（anxiety of development），整天跟着人家定义的所谓“普世价值”尾巴转，要千方百计与之“接轨”。对自家的事情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都看不对劲。至于官方，则从来不敢提“中国模式”这四个字，生怕招风惹雨。

“中国模式”的特色之一是从实际出发，因时济宜，因地济宜，因人济宜。这是“私房菜”，主要的作用是“重新解读中国自己的传统”，客人有兴趣来尝试交流，我们欢迎，也毫不保留。中国文化向无西方那种要推销自己，甚至强加于人的传教传统。但是对于港、澳、台等长期受西方大力熏陶的“化外”同胞，中央政府是有责任把她们逐步纳入中国文明主流的。

以香港为例，回归十四年，不但人心未真正回归，受到各种影响，年轻人之间更越来越多人持西方的傲慢与偏见来对待自己的祖国，近来更沦为全球最反共的地区，中央驻港机构经常被冲击。李克强来港的安全措施，被反对派批评为过度。只是接续发生的警务署长和内地及政制事务局局长先后被袭，才让广大市民明白警方的处理并非过紧。

青年人激进思想和言行的背后，是蒙眬的理想主义。

“中国模式”具有拨乱反正的功能，挑破西方所谓民主、自由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行中的伪善和失败之外，正面提出一条层次更高，并且证实可行和成功的后现代发展道路。张维为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印度德瑞莎修女（Mother Teresa）和我国的邓小平作比较，究竟谁真能使更多人脱贫？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活动，谁能真的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谁能增进非洲人民幸福？

青年人如认真追求公平正义的世界，最佳的出发点是在今天的中国。张维为说得好：“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对本国部份选民负责，不对别国人民负责，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权观和民主观，怎么可能解决包括气候变暖、贸易保护主义、消除赤贫等全球性的难题呢？”反而我们几千年“天下为公”的理念，生存和发展为优先的人权观，视民主为良政手段而不是天赋人权的民主观，更能达致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更能帮助第三世界发展，解决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模式”如能在香港被新一代普遍接受，人心便会逐步回归到一个“文明型”的中国之中，而不是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之下。同样道理，北京政府如能以实际行动落实和提升“中国模式”，对台湾同胞，尤其是当中有血气、有追求的人士，统一在一个证实可行的更高理想底下，共同建设一个更公平合理的社会，共同带动人类文明向前闯，将会是一个无可抗拒的感召。

执政的共产党，在当前内外都处于瓶颈状态的情况下，“中国模式”有助她重拾有逐渐流失倾向的灵魂，巩固自己的座标，清晰自己的方向，找出突破困境的着力点。从某一角度看，台湾和香港，更需要以本身独特的条件作为平台，推动“中国模式”的关注和研究，这是港台两地在现阶段对祖国发展的最大贡献之一。

（本文作者刘乃强是《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