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二十世纪的钟声敲响时，古老的中国正经历着风雨如晦的民族屈辱时期，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为上世纪古中国的优秀儿女们----妄图自上而下的国富民强----画了一个凄凉的结局。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迫使觉醒的先进中国人走上激进的革命之路，他们急切地从西方寻求济世良方，各种思潮、理论来不及细细咀嚼，便被囫囵吞枣的咽下，匆忙实践。暗杀，便是其中的一种。
首开暗杀先河的是1900年史坚如刺杀两广总督德寿。史坚如是广州人，七岁而孤，自幼身体羸弱，然聪慧有奇气，青年时期常臧否时政，对当局政行尤为不满，尝变卖家产以资革命。1900年，孙中山派郑士良前往惠州，联络会党发动起义，并派史坚如至广州策动响应。由于广州起义时机尚未成熟，策应郑士良并不现实，因而他谋划刺杀两广总督德寿，以牵制广州军队，缓解惠州义军压力。德寿原为广东巡抚，升任总督后仍住在巡抚衙门。巡抚衙门后面有一条巷子，巷子的南边是衙门的最后一进，也就是德寿的卧室所在，北边则是百姓聚居之所。
史坚如在巷子北边租下一间房子，从这房子下面掘了一条地道，直至距德寿的卧室仅十余丈，而后埋炸药两百磅。由于对爆炸技术并不谙熟，炸药并未完全爆炸，威力大打折扣，仅炸毁围墙十数丈，德寿本人被炸得从床上摔出数尺，并未受伤。爆炸发生后史坚如还雇轿亲自去现场察看，在找出暗杀失败的原因后不顾劝阻坚持进老城，计划再行暗杀。他一进老城便被侦探认出继而被捕，但始终没有供出同党姓名，倍受刑杖后惨遭杀害，年仅二十二岁。
1903年拒俄运动后，革命运动正式进入了新阶段，各种革命团体纷纷成立，所创办革命刊物的基调明显激进起来，而暗杀活动也有了新的变化。从具体行动上看，前期的个人自发行为上升到组织阶段。1903年5月，留日学生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中，一部分激进分子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暗杀团，通称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参加者有黄兴、陈天华、龚宝铨、杨毓麟等人；1904年10月，龚宝铨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组织暗杀团，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支部，即上海暗杀团，也是光复会的前身，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先后参加；与此同时，杨笃生、吴樾等人在保定也组织了北方暗杀团，同样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支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专门成立暗杀部门，下设筹款部、造药部和实行部，由方君瑛负责主持，吴玉章、黄复生、喻云纪等也参与其中；1910年，同盟会香港分会的革命党人，为除掉张鸣岐、李准等熟谙军事对革命危害较大的清吏，聚义成立支那暗杀团，先后加入的团员有刘思复、李熙斌和梁绮神等人；1911年，李应生、李沛基、周之贞等受黄兴委派的诸人奔赴广州，在支那暗杀团梁绮神等人协助下开设成记杂货店，作为暗杀机关。
同时，这一时期的《苏报》、《江苏》、《浙江潮》、《民报》、《中国白话报》等革命报刊，也大肆提倡及鼓吹暗杀，并为其寻找理论依据。对于暗杀的作用及影响，白话道人(林懈)在《国民意见书•论刺客的教育》中充分阐述了暗杀的好处：首先是“容易成功”，因为暗杀“不要多花钱”，“不要多联团体”，“不至惹外国人干涉”，“不至扰累地方多杀人命”、“杀一可以儆百”；其次“名誉光荣“；最后“可以保人类的幸福，促社会的进化”。吴樾在《暗杀时代》中也认为“我同志诸君，苟持此暗杀主义以实行之，吾恐满酋虽众，而杀那拉、铁良、载湉、奕劻诸人，亦足以儆其余。
满奴虽多，而杀张之洞、岑春煊诸人，亦足以惧其后。杀一儆百，杀十儆千，杀百杀千杀万，其所儆者，自可做比例观”。其中《民报》在舆论宣传上尤为出力，它自1905年创刊后短短几年之中有关这方面的图片、文章、译件就达45处之多，“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等也就几乎成了当时青年志士们的口头禅。
无政府主义思潮和俄国虚无党的影响也为这一时期的暗杀在理论和实践上推波助澜。无政府主义否认政府和国家，鼓吹绝对自由，向往无种族、无国界的空想社会，鼓吹暗杀、破坏与暴动。虚无党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崇尚暗杀与破坏，在俄国进行了一系列影响较大也较为成功的暗杀活动，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革命党人。杨笃生在1902年冬写的《新湖南》中，狂热地颂扬俄国虚无党的“破坏精神”，并力主效仿，以个人恐怖手段来反抗清廷；《民报》编辑兼发行人张继，陆续刊登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俄国暗杀团首领该鲁学尼》及各国无政府党人暗杀活动的照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巴枯宁》、《近世无政府主义》等大量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刘师培、张继等人于1907年创办无政府主义组织“社会主义讲习所”，出版刊物《天义报》，在第一次大会上，何震就提出：“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
从1903年到1905年，是暗杀活动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南方发生了著名的“甲辰三暗杀”（即万福华刺王之春，易本羲刺铁良，王汉刺杀铁良），而北方发生了吴樾刺杀北洋五大臣事件。“甲辰三暗杀”事件中万福华不谙枪械错失良机，易本羲、王汉均因铁良戒备严密并无下手机会，其中王汉为逃避追捕仓促投井。“三暗杀”事件并未成功，但对吴樾震动很大，他决议暗杀铁良，既鼓动国民，也是完成王汉未竟之志。于是吴樾着手准备，在众多暗杀手段中最后选择了炸弹，求教于在这方面颇有造诣、也热衷于暗杀的革命党人杨笃生，自行研制了撞针式炸弹。准备就绪后，吴樾按计划刺杀铁良，进京后发现铁良警卫森严，一时无法下手。在京挨过数月之后，也即1905年6月，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和绍英五人出国考察宪政，吴樾认为五人考察归来帮助清廷施行的必是伪宪政，借以迷惑民众，真正目的仍是维护清朝的统治，于是他转而刺杀这五人。五大臣在北京车站上车后，吴樾借机混入车站并冲入专车前段的夹道中，不想此时车身与火车头刚好撞接发生震动，其藏在怀中的撞针式炸弹受此震荡，当即爆炸，吴樾当场身亡，载泽、绍英受轻伤，伍廷芳两耳被震伤，端方亲属被炸死。
1909至1911年是暗杀的第二次高潮时期，这一阶段无论从数量上、时空上还是成功的质量上都比以前要成熟的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黄复生、汪精卫刺载沣和温生才刺孚琦。
温生才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自幼丧父，靠母亲拉扯养大，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加入南洋华侨组织的暗杀团，得知李准是革命党人起义的最大障碍后，便决心把他除去。1911年4月8日，华侨飞行家冯如在广州燕塘表演飞行，广州大小官吏都前去参观。温生才获知后埋伏在东门外咨议局前的茶楼里，这是从燕塘回城的必经之路。傍晚时，忽然看见卫队护送一顶官轿呵道而来，温以为是李准的轿子，猛地从茶馆蹿出，攀住轿子连开四枪，随行护卫争相逃命，刺杀成功后才知道死者是广州将军孚琦。事毕，温生才很从容地向西南方向离开，走了二里多路后见四周无人，于是把枪扔了在水塘边洗身上的血迹，没想到警察暗暗紧跟其后，趁其不备将其抓捕。17日，温生才被杀害于咨议局前击毙孚琦的地方。行刑途中，温自言自笑，遇到人多的地方，就大声对着人群呼喊：“今日我代同胞复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方好！”，“许多事归我一
身担当，快死快生，再来击贼！”闻者无不动容。
从1900年史坚如首开暗杀之风至辛亥革命胜利，期间有史可查的暗杀有十九次之多。这些刺客多为知识分子，有的甚至连武器都不会使用，但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毅然挺身而出，以身涉险，抱着必死的决心挑战和对抗腐朽的清廷，不惜用自己宝贵的青春与热血去换取民族的出路。拨开历史的烟尘，这些恰如流星划过的短暂生命，在幽暗的历史岁月里曾闪耀了最璀璨的光芒。站在历史的今天，不论他们采取的方式有何值得商榷之处，同样值得后人尊崇与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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