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追寻中国学术的真诚与机遇---专访获得「亚洲诺贝尔奖」邵逸夫奖的华人科学家吴文俊和王晓东
亚洲周刊张洁平/四十年代留学法国的数学家吴文俊和八十年代留学美国的生物学家王晓东，见证了不同时代的中国学术发展，认为中国学术界应当珍惜机遇、刻苦研究，不要让学术以外的东西沾污学术的圣洁。
二零零六年邵逸夫奖不久前在香港揭晓。邵逸夫奖是由香港着名「娱乐大亨」邵逸夫创立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的一个国际性学术奖项，设天文学奖、生命科学与医学奖、数学科学奖三个奖项，奖项的评审由邵逸夫奖基金会运作，仿效诺贝尔奖的评审模式，每年选出世界上在数学、医学及天文学三方面有成就的科学家，颁授一百万美元奖金作为奖励。自首届的颁奖礼于二零零四年九月举行至今，邵逸夫奖已经颁给十六位国际一流的学者，包括中国着名数学家陈省身。
由于填补了诺贝尔奖在奖项设置方面的空白，且评审标准极为严格，邵逸夫奖自设立之始，就有「亚洲的诺贝尔奖」之称。今年的邵逸夫奖格外受到海内外华人关注，因为获奖的六位科学家中有两位是华人，这是邵奖自设立以来，华人科学奖最丰收的一年。
得奖者之一着名数学家吴文俊现年八十七岁，法国国家科学院博士，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因为对数学新兴领域──数学的机器证明法有杰出贡献，被授予数学科学奖。另一名得奖者王晓东现年四十三岁，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因为发现细胞按程序凋亡的生物化学基础，对平衡人体细胞生成、攻克癌症有重要意义，被授予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吴文俊一九四零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而王晓东则是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两人的年龄差距超过四十年，见证着中国不同阶段的学术发展，也因此对中国的学界有各不相同的认识。
从古人成就得到启发
吴文俊大学毕业时，恰逢中国抗日战争，那时刚刚培养起对现代数学浓厚兴趣的吴文俊家境衰落，只好找一份中学教务员的工作维持生计，中断学术研究六年。后来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刚刚从美归国的陈省身教授。陈省身将吴文俊带进自己筹组成立的上海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吴文俊自此开始接触当时的新兴学科拓朴学。一九四七年，吴文俊考取中法交换生赴法国留学。
吴文俊说：「那一年，中国一共有四十六个年轻人到法国留学，学数学的是四个。不像现在了，欧洲到处都是中国留学生。一九四七年的时候，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还很少，大家都很珍惜，都非常努力，比如当时来自清华的田方增和严志达。」
一九五一年，在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之后，吴文俊带着学术积累回到刚刚重建起家园的中国。但学术工作进行了不到五年，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斗争就把一切都打乱了。吴文俊感慨地说：「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最好的时光没有人关心学术。但我还是有意外的收获的，而且直接关系到我今天的这个邵逸夫奖。」
荒谬年代的意外收获
「意外的收获」，就是在文革时，当国外学术书籍被认为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要彻底清理的时候，吴文俊从旧书堆里翻出并保留下来的几本中国古代数学书。他说：「当时是跟着钱宝综的《中国数学史》，天天钻在古人的数学里，这是个很意外的发现。因为大家都觉得中国古代是没有什么数学成就的，但如果仔细去看就不是这样，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可以给现代数学很多启发。」吴文俊一头扎进古代数学的神秘空间，果然找到了宝藏。「元代朱世杰的《四元玉监》，后来我用现代方法改写和补充，就有了数学机械化的核心。」数学机械化的演算办法适用于根本的几何证明，新的方法后来以吴文俊的名字命名为「吴方法」，这一新兴学派也被叫做「吴学派」。
改革开放后，一九七九年，吴文俊和当年一起留法的同学关肇直等人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在数学机械化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吴文俊说：「我们都很珍惜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大家都很努力，都是一心搞研究的。」对于目前备受批评的中国学术界造假和沽名钓誉等腐败风气，吴文俊说：「我不清楚外面的事情，但是我自己的这个研究团队是很好的。这对我来说就够了。」他对中国学术发展表示乐观，「中国风风雨雨走过这么多年不容易，我觉得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至于八十年代留学美国的王晓东，离开了中国二十年，近年回国参与学术交流、筹办学术机构，他却发现，二十年之后的学术环境，和他年轻时印象中的，已经有很大不同了。他说：「我走的时候学者面对的物质生活条件非常差，但是那时的学术风气很努力、严谨。」王晓东提到他的恩师薛绍白时说：「薛绍白老师当时在生物化学界已经相当有成就，但是他的家里，全家人只有一张桌子。女儿如果要写作业了，薛老师就要到学校办公室去。七九年的时候薛绍白去美国交流，那时候国内物资匮乏得很，有机会出国的人都要给家里带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但是薛老师没有，他把所有的经费都用来给研究小组买实验器材。」
王晓东对中国大陆现在的学术氛围显得无奈，「学术风气不正」是他使用的最严厉的词。王晓东在北京上大学时，曾有个颇为传奇的故事，机缘巧合地改变了王晓东从此的道路。大学三年级的微生物实验课上，老师要求同学从口腔涂片上借助显微镜找出一种微生物，凡是看到了的就可以放学。同学们一个一个报告说看到了，然后离开教室。时间过去，所有人都走了，只有王晓东一直没有看到。下课后，老师也走了，王晓东还是看不到老师要求找的微生物，一直留在教室里。这时遇到了课间经过的薛绍白教授，薛教授于是帮这个学生一起找。一会儿，薛教授说看到了，并指给王晓东看，但王晓东仍然说看不到。薛教授又找出几个指给他看，王晓东找了一会儿，仍然说看不到，「后来薛绍白教授就联系我，问我要不要读他的研究生，说他可以推荐我留学美国。我原本从没有想过留学的事情，但在薛教授的劝说下，就真的在两年后出国了」。
做学问首先要诚实
王晓东说：「道理其实很浅显，就是要诚实。薛教授后来也对我说，做学问就是要诚实。不能没看到说看到了。尤其是在所谓的权威面前，没看到就是没看到。」
学术生命还相当年轻的王晓东，已经获得国际级的学术成就。二零零四年，四十一岁的王晓东因为对细胞凋亡规律的前沿研究和重大突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也是美国科学院历史上极少有的年轻院士。王晓东自己说，成功来源于踏踏实实的研究，「科学家就是专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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