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是那种既能制造新闻又喜欢被新闻追逐的人物。如果用这一点来衡量汪洋，把他视为现在中国的政治明星，毫不为过。
拥有工商硕士学位、今年56岁的汪洋书记应该是一位仕途十分通畅的人，他在1983年不到30岁就担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一职，1988年担任安徽省铜陵市市长，开始主政地方事务，2005年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时，刚刚年满50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相当年轻。但实事求是地讲，即便如此，他都没有引起媒体太多注意，换句话说，从舆论影响的角度看，汪洋到广东之前一直并不太“火”，能知道这个大名的，基本局限于他的治下，如果说对外开始有影响，也还是因2007年重庆那场“钉子户事件”，但汪洋当时在其中并不是主角，作为一方大员，他只是捎带着被媒体提及。然而，调到广东以后，汪洋书记的大名迅速升温，说一夜间如雷贯耳似乎偏颇，但日渐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成为不折不扣的新闻人物却是事实。当然，媒体追逐他不是因其官加一级，成为地方官员中少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是其新颖的思想理念与工作不断搅动着那片热土。在那里，他的一些与时代合拍的东西犹如一夜春风，不知怎么一下冒出那样多来。他不断地制造新闻，也搅动着新闻。人们发现，这些新闻不管内容怎么变化，主题却始终与“真正思想解放，真正改革创新”连在一起。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我每天固定浏览的几个网络上，时政新闻和评论中，地方领导作为被报道和评论的对象，出现次数最多、频率最高的就是汪洋。
人的思想观念、工作理念、行为作风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它需要过程。汪洋还是那个汪洋，他的思想理念转变同样需要时间，需要过程，他关于改革、关于创新方面的思想言行在重庆不能说没有，但引起社会较大反响的并不多，可为什么一到广东，立刻就变得引人注目起来呢？我还发现，与此现象形成对应关系的是，一些默默无闻者在广东深圳可以迅速成为新闻人物，可一旦离开那里，他又迅速默默无闻起来。若干年以前，有一位领导在内地也不为社会注意，但到深圳担任主要负责人以后，立刻成为舆论的焦点，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连他在党校学习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引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后来这位领导调离深圳，以后，除谈及深圳的发展偶尔被人提及以外，他在现实世界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现在，内地某省的主要领导也是从深圳调来，但在内地，舆论影响力却无论如何也回不到他在深圳时的情形了。
现实让我们明白，原来，广东深圳让人出名，得益于这里的风水太好。这个“风水”，就是这里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社会改革的观念强、氛围浓、力度大、推行顺。这是表面成因，往更深处推究，是这里的改革环境好、政策优。因为在当前，广东深圳不仅是我国的经济特区，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政治特区的角色，即一些政治（行政）领域的改革，国家允许可以在这里试行。所以，有这么大的政策环境空间，有社会的如此厚望，你不思改革、不被舆论追逐都不行。
由此想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国，如果各地都有广东那样的改革环境多好？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并不乏志士仁人，在官场内部，更是聚集着大量精英，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才，中国的事情需要他们，改革也离不开他们，说他们看不清社会现状，说他们不愿社会进步，不思改革进取，实在委屈了他们。可以说，面对社会陋习厚重、党内腐败丛生的现实，他们比一般民众更为焦虑，更知道改革的重要性，而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也做过甚至多次尝试一些努力。
以最近发生的事情为例：正在湖南全省开展的思想解放大讨论，提出了“思想有多远，改革和发展就能走多远”的口号，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在8月底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更是明确强调，这次解放思想重在“还权于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云南省9月上中旬召集全省所有中高级官员专题研讨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的警民对抗事件及其深远影响，愈五百官员学习《苏共亡党十年祭》，目的在于提醒权力在握的公仆们时刻牢记执政为民的诺言，随时体察和关注民生的艰辛，以及民众的利益诉求，重温古今中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惨痛教训；重庆市有关负责人日前向媒体透露，该市将再次进行大规模机构改革，这次被称作“7+1框架”的改革，将尝试“三权”分离，即探索如何建立系统而科学的权责划分，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有效分离，从而使高度集中的权力受到约束……
应该承认，在现有背景下，上述三省市的探索与做法都值得肯定，但可以预言的是，后期结果能否如愿却很难说。因为显而易见的是，至少在目前，这三省市的体制、环境与我国其它省份并无二致，国家也没赋予它们象广东深圳那样的灵活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多少阻力、能否如期推进，推进后能否坚持下去都不好预测。两年前，我国不少地方不是轰轰烈烈地尝试过乡镇领导直选吗？此项改革虽然深得社会欢迎，但全国人大一位领导撰文，称这种改革属于违宪，结果，许多地方不得不悄然收兵。机构改革方面，谁都知道我国有过多次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经历，个中原因人所共知，不言自明，因此重庆的“7+1”能否重蹈旧辙还是疑问。而组织官员重温执政为民，并没有触及我国政治体制中最敏感的神经，因为执政为民并不是通过学习就能解决的事情，现有政体中两眼向上，过分强调对上负责及群众话语表达权微弱的问题不解决，那些参加学习的人，谁敢保证以后就不会有新的“孟连事件”发生？
所以，汪洋们的“汪洋”----改革所应有的空间领域，不是在现有体制、政策规定的条件中，而是打破禁忌，在思想不受束缚的前提下，在不唯上、不唯书的桎梏外。这一点做不到，不能进“禁区”，不能碰“敏感问题”，改革只能是纸上谈兵。还是以广东为例，汪洋仍是那个汪洋，但在广东他能相对施展开改革的拳脚，无非表明这里具有相对良好的改革环境罢了。当然，这是站在全国较低的起点上看广东，如处在广东自身的角度分析，当地对现有改革的认识和要求肯定又有不同，比如呼吁中央进一步放权就是其中之一。不放权，广东的改革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很难获得更多成功，不过这属本篇之外的另一个话题。
然而遗憾的是，社会虽然不断呼吁深入改革，但至今，汪洋们有不少却只能在外围磨蹭。这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在国家层面上，尽管改革开放已历经30年，但除经济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中含市场属性的部分）以外，现在允许进入改革的空间有限，尤其在政治民主、社会民主、舆论自主这类最敏感、最现实、最迫切、老百姓呼声最高、对社会牵动和影响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大都心存担心，不敢贸然触动，也不太愿意触动。说白了，汪洋们的现有改革，大多还是在划定的区域之中，按照上面指定或喜欢的套路进行操作，在政治体制上，一些小打小闹、花拳绣腿有一点，但究竟叫不叫改革，其实还值得讨论。
一句话，都30年了，在改革问题上，现在各级面临的问题依然是放权，依然是体制创新。如果还是就汤煮面，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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