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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中国科技之路,难以想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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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 1922年生于中国安徽,理论物理专家,历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和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现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荣誉主任,1957年因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科技中国》:10月,是新中国成立55周年,您能否总体评价55年来中国科技的发展?

杨振宁:五十五年,较之中国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历程,短如白驹过隙,倏忽而过。但对于我,住过30年代的北平,见过40年代的昆明,再看今日中国,五十五年,沧海桑田。中国,已经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发展速度,已经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科技中国》:哪些是值得称道的成就?

杨振宁:国防上的成就,如60年代的“两弹一星”,这些给中国赢得了一个空前的外交环境。1971年我来华,在上海的临别晚宴上,接到儿时故友邓稼先信,得知原子弹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完成,刹那间热泪盈眶,不得不离席整容。30年已过,仍历历在目。当时想到19世纪几近被瓜分的中国,想到父辈和吾辈,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震荡。我认为,从人类长远的历史观来看,我有生以来的八十年,世界变化万千,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崛起。

  究其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组织能力加之中国传统人本文化孕育出来的坚韧、温顺、勤俭的民风,促成了今日中华崛起。

  应该注意这55年来的成就并不全在技术管理方面,一件极大功绩在于“扫除文盲”的实施。对于中国,“扫除文盲”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如果从国家层面考量,基础教育的广泛普及正是今天科技迅猛发展的原动力。

《科技中国》:巨大的成功背后,有缺失之处吗?

杨振宁:当然,科技的巨大成功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圆满解决了,基础科学的研究进度较慢仍是中国政府和科学界不能回避的问题。如今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无论哪一门学科,和美国、日本、欧洲强国都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不仅是政府的管理问题,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在某些方面对于基础科学的发展有不利的地方。这和中国的教育哲学,教育体制也有直接关系。中国的家长式教育机制的弊端是顶尖人才容易受到各方面环境的制约,跳跃的思维总受抑制,飞跃难以实现。总之,中国有特点,但有些特点不利于基础科学的发展。

《科技中国》:未来中国的科技发展道路应怎样?

杨振宁:谈及未来,50年或者100年的总体思路,我的观点也许很多科学家会不同意,但我还是坚持:中国应走日本道路,加强应用技术的发展。

  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侧重于应用领域的发展,遭受了日本国内科学界种种非议和批评,但几十年发展的事实证明,日本模式确有成效,这值得我们借鉴。历史也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变成基础科学大国而走向技术大国,只能反之,这是先天的道理。目前,中国离技术大国的目标还很远,国家也穷,押宝在何处,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赞成中国以目前的经济条件花巨款去追求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核聚变。我们应侧重于50年之内可直接见成效的计划。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值得将过去50年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的科技政策和实际发展情形做比较研究,这会给中国的政策决策带来有益的参考意见。

附录:科技发达:不在于占有资源,而在于使用资源的方式

艾伦·麦克德尔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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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科技上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据我所知,目前中国的高分子科研及高分子材料工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是高分子材料的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在生产上仍存在生产规模及产品结构不够合理和技术储备不足等问题。不仅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还落后于很多国家。

  其实迅捷的交通运输手段使每个国家可获得的原材料都是平等的。可是为何一些国家在技术上却比另外一些国家要发达呢?那是因为对国家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的不是它所占有的资源本身,而是它所使用资源的方式。船借着同一股风既能向东驶,也能向西驶,这就是由帆而不是风来决定走哪条路的道理。同时,归功于科技发展而拓展的生活方式并不等同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保护环境。

一个国家必须由一些由科学装备起来的公众来决定谁可以被选举组成政府,从根本来说,科学即是人。即使有足够的金钱来建造最好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但没有最优秀的科研人员也是空谈。实验室的仪器本身不具有创造性,具有创造性的只有人。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特征中不仅应包括数学等理科方面的知识,而且应当有语言,人文,艺术,音乐等方面的修养。同时人应该学会提出问题,我们应当具有的最重要的学习技巧是:培养怀疑的态度,并且自己独立思考,这是极为重要的。对于这一点,做科学尤其要如此。一个国家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掘优秀人才。

  21世纪里,任何国家都须明确自己的位置,到底是在开发自己国家民族的特色方面成为领导者,还是仅仅是个附庸?每个国家都必须发展它自己的核心产业,而这产业必须是它最适合的定位:无论那是先进的电子仪器制造、旅游、农产品、渔业牧业、医疗档案库,高效可再生能源或是教育产业等。现今每个国家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如何实现一个国家在这个经济共同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呢?其他国家又需要什么呢?同样的,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应放开眼界,使思维突破地理的界限。中国虽然是一个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但能源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每天大量的能源被消耗掉,且日渐显露出枯竭的迹象。人类迟早会耗尽所有经济可用的燃料,包括石油,煤,天然气,这样的话,势必产生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很多专家认为,这些担忧在本世纪末就会真的变成现实。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打破学科的界限。这就要求每个国家对新的清洁高效的能源的研发加大投入,而这投入可能只占用庞大的军费开支中的一小部分。能源问题虽然严重,同时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新的工程不仅会产生新技术,对于社会,也提供了新的经济繁荣的基础。我们所知的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那些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利用了这一点的国家,就能得到最大的回报。

艾伦·麦克德尔米德

艾伦·麦克德尔米德(Alan G.MacDiarmid)教授 于1927年生于新西兰。1955年开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现为该校的化学教授。在过去的20多年中,麦克德尔米德教授广泛涉足于导电聚合物(合成金属)研究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导电聚合物的合成、化学、掺杂、电化学、电、磁和光学性质以及聚乙炔与聚苯胺的加工等。他与白川英树(Hideki Shirakawa)和艾伦.黑格(Alan.heeger)发现有机聚合物显示金属导电率,并因此与上述两位科学家一起获得了200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至关重要的两大步

约翰·萨尔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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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面临着50年内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强国的历史机遇。中国已经朝着这一地位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两大步:其一是有力且有效地稳定住了人口增长;其二是容纳各种活跃的思想,尽管还刚刚起步,而任何退步则可能前功尽弃。

  正是这两大步为当前的经济飞速发展铺平了道路。但是由于非规范的企业行为而导致了贫富悬殊:少数人暴富或享受特权,多数人则刚刚走出贫困。其“社会主义”的程度也许还比不上欧洲,这使我等旅游者颇为惊奇。尽管如此,飞跃增长的经济应该充分肯定,只要最终能转化为全民的福祉。

  经济发展与科技有什么关系?没有富足,科学研究就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中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大好时机。中国基因组学家的成就便是明显的例子:人类和水稻的基因组研究,还有其他生物体如SARS病毒的研究,使他们达到了世界科学的第一流水平。另一例子便是太空计划的进展。我们都一致认同:基因组学在营养和医药方面对人类的的重要性。我还认为:基因组学和太空研究是人类至关重要的行为范例:这就是探索未知。不去大胆探索自然,我们的生命意义何在?

  科学的进展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文的新生。坦率地说:西方国家,包括我所在的英国,并没有为确保人类的美好前景尽其所能。资本主义体制带来的恶性竞争,地球资源的日益枯竭,当今一些领袖的一些作为,都无疑在加速人类走向末日。我们要从自我破坏性冲突中摆脱出来,把我们的目光从眼前利益转向无穷的发展机会。

  中国正日益强大。祈望她的强大,协力托起人类的灿烂未来。

约翰·萨尔斯顿(John·Sulston)生物学家,1942年生于英国,曾任职于英国MRC分子生物实验室,现为英国剑桥桑格中心主任。2002年因基因对生物的发育成长与细胞自杀的控制机制(又称细胞凋零程序)研究和悉尼·布雷内、罗伯特·霍维茨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发展高技术 提高竞争力

路甬祥

路甬祥 中国科学院院长,1942年4月生,浙江慈溪人,1964年9月参加工作,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水力机械专业毕业,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机械系液压气动研究所研修,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4年2月,路甬祥获得“意大利总统科学与文化金质奖章”和“学校、文化和艺术功勋证书”,表彰他为促进意中两国在科技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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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发展态势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的能力和水平,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是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举措。高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是当今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是新产业革命和新军事变革的重要技术基础,也是当今国际科技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早在20世纪下半叶,美苏在航天战备高技术领域的竞争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以硅谷为代表的信息高技术产业引领世界IT产业风骚整整30年,创造了新经济产业发展的奇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出台了一系列高技术发展计划,极大地推动了本国乃至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党历来重视高技术的发展,上个世纪50年代,党中央在国力并不富裕的条件下,毅然作出发展两弹一星战略高技术的决策,为我国占据良好的国际战略地位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也都就发展我国的高技术发表过重要指示。

  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我国政府于1986年高瞻远瞩地启动实施了我国第一个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863计划。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在若干高技术重要领域实现了突破,为提升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对相关产业和技术跨越产生了重大带动作用,为未来高技术及其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世纪初是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世界高技术发展态势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确定若干重要领域,大力发展我国的战略高技术,推动高技术产业化,打破国外垄断、保障国家安全,显著提升我国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带动相关产业和技术实现跨越发展,为实现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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