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广东佛山的女童遭碾压18位路人漠然置之的事件引发社会对道德的再定义和严肃思考。10月21日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经抢救无效告别人世。她的死，再次给存活于世的人们以振聋发聩的猛烈一击。
自事件发生以来，各种讨伐和质疑声从未间断过，有人将愤怒的口水吐向18位视若无睹的路人，将其视为导致悦悦惨死的刽子手；有人将矛头指向悦悦父母，认为是其不负责任的疏忽大意才酿成惨剧；也有占据话语权的学者将事件划归至道德滑坡和人性荒漠化的范畴，竭力主张重振中国日渐衰败的道德体系，并将法律的介入作为最后强有力的举措。凡此种种，大多试图借助或显或隐的言语表达来帮助中国尽快走出舆论漩涡，为世界媒体口中声言的中国道德文明惊人崩溃的困局找到一条出路。
针对小悦悦事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常委会上要求进行认真反思，结合贯彻全会精神，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努力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此前，受小悦悦事件影响，汪洋一贯倡导的“幸福广东”、“广东精神”遭遇网友调侃和质疑。最简单却掷地有声的反问便是：这样的广东会幸福吗？这个时代会好吗？
这样的质问绝非空穴来风，也不是单凭女童碾压无人理会的单个事件就能草草定性的。小悦悦事件，只是一根导火索，点燃了长久以来处于“休眠”状态的意见群。有香港媒体称，现代中国处于人性的废墟中，这种“独步全球”的现象在中国到处都可能发生，但却不会发生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在此基调的映衬和引导下，中国内部及唯恐中国不乱的外界纷纷开始搜集证据，来验证中国正处于道德败坏、人性废墟的现实状态中。于是，沉浸已久的彭宇案、许云鹤案，甚至近日颇受争议的维权斗士陈光诚，都被强行而未被主体允许地拉上了评判时代优劣与否的公审台。其实，要想找出一个人道德上的瑕疵并不难，如同人们群起而围攻的这个时代的道德顽疾，真正难的，是如何找到医治的“良方”，并鼓励身处其中且深受时代顽疾所困的多数民众参与到创建健康、有序、充满道德感的新时代的行列中来。
但退一万步讲，目前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无辜的小悦悦告别了这个时代。即便医学再先进，科技再进步，经济再发达，也不可能与死神的生拉硬拽抗衡，这个时代的顽疾也不可能凭借着一次反思和集体讨论就彻底药到病除。且不说当前有没有这样一剂“特效药”，即便有，中国还没有资格免费享用。
不少学者担忧，中国正在进入原始资本主义的丛林中，弱肉强食的“本性”正在逐步暴露显现出来。这也迎合了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人格化与人格商品化”的怪圈。每次司法的误判，以及沉冤昭雪过程中经历的种种阻碍，甚或是充溢在各阶层的权钱色等灰色交易，日渐将人们带入一个精打细算、权衡成本与利益得失的“围墙”中，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择手段。长此以往，公众本该视为常态的伦理道德，在个体对世俗幸福感的追逐中变得微乎其微，黯然失色。
这当然可以避开人性的扭曲简单归于制度上的不完善，围绕制度上的漏洞，有人建言：出台“见死不救罪”以加强道德约束，对此，中国官方权威的回应是：中国不具备实行“见死不救罪”的现实条件。理由是：这种立法针对的是社会生活中很细致的部分，它不仅需要公共的高度认同，还需要社会环境在出现这类事件时的简单和清晰。法律在到达“不作为的”罪行之前，应对社会所有“作为的”罪行有充分追究的铺垫。而目前这些条件的成熟度不完整，或者做不到相互支撑。
小悦悦事件发生的关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拉响了文化最强音，有媒体将其称作“巨大的讽刺”。这种牵强的“嫁接”，不排除讽刺和挑逗的伪善目的，却也为中国建设文化强国设定了考题----如何处
理和反思小悦悦事件，以及如何让中国沉溺的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融入这个时代，或许可以作为检验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决心和力度的试金石。
据悉，小悦悦死讯发出后，遭人挞伐遭己责难的第16位路人提着花篮到医院向悦悦父母致歉，并将此行作为解除连日来纠结情绪的通道。这是道德反思的开始，也是中国文化强国建设必不可少的一环。事实上，“道德沦丧”的感慨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也几乎是世界各国文明在每一个时代的长叹。小悦悦告别的这个时代会好吗？只能拭目以待，不敢妄加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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