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义率领代表团由南京飞抵北平。
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住香山双清别墅，8日单独接见张治中，毛、张谈话连吃饭，近三小时，周恩来副主席在座，内容十分重要。后来我为张代笔撰写回忆录时，他把谈话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我当时有记录，概要如下：
毛一见张，就马上起立紧握张的双手，满脸笑容地说：“谢谢你在重庆谈判时的殷勤接待，照顾得无微不至；不过我很抱歉，当时你用上等好酒席招待我，而你后来三到延安，我没办法，只好用小米招待你，很抱歉咧!”毛的态度有如老朋友久别重逢，使张感到十分亲切友好。“不敢当。当时从谈判到事务，一切都是和恩来先生商量好的，是他想得周到，我不过略尽地主之谊而已。”张谦逊地说。
“到这里后生活怎样?住旅馆方便吧?有什么需要和意见，请随时告诉接待同志。”毛诚恳地问。
“没有什么，很好，很好。”张说。
“这几天大家谈得怎样?”毛不多寒暄，直接进入本题。
“我已经和恩来先生谈了不少，涉及各个方面。同来的代表也和中共代表个别谈了很多。当然，分歧还是有的，需要慢慢来谈，好好协商。”张答。
“是的，国共两党从第一、二次合作到现在，经过无数次的商谈，有些问题当时得到解决，有些得不到解决就暂时搁下，有的当时解决了但事后又有反复，是需要耐心地慢慢协商的。不过，主要的是双方要有诚意。现在中共方面已经表示诚意，因此事情就有了50%的把握，只要你们也有诚意，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毛说。
“李代总统早就公开表示过以您在1月14日所提八条为谈判基础，我们当然以此为依据来谈，但事情总是复杂的。”张治中到北平前，曾两次到奉化溪口，就毛所提八条请蒋介石表示意见，进行了摸底。在南京时又由何应钦主持研究出《和谈腹案》九条，胸中早有成竹，现在是想先听取毛的意见。
“当前核心问题是和谈，和为贵，但我们不是为和平而和平，我们有其远大的目标，就是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所提的八条也是环绕着这个远大目标而设想的。”毛对和谈作了一个概括。
“要和，也不能回避历史问题。国共两党的斗争已二十多年，谁是谁非也一时难以算清。为了实现和平，我们得现实些，战争罪犯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看来是和平的两大障碍，我已和恩来先生、中共其他代表谈过，是不是可以暂时搁下，静待历史公断?历史终必会做出结论的，人民也终必会做出结论的。”张直接提出他最关心的问题。
“重庆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都是你亲身参与缔结的，谁撕毁这些协议，谁首先发动战争，你比别人都清楚，这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完全否定它们，全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毛坦率坚定地表示。
“国内的情形您是清楚的，国民党内部的情形您也不比我们知道得少，战犯名单和首恶元凶这些具体字样，希望所有的人都加以接受是很难很难的。主观要求是一回事，客观现实是另一回事，现实障碍不去，是根本无法获致协议的。”张委婉地加以解释，事实上是为蒋介石争些面子。
“原则上可以灵活些，我们是对具体的人作具体的分析和处理的。不问是谁，只要他能认清是非，幡然觉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的，都可以给予宽大的待遇。至于文字规定，等到双方谈判得到协议，是可以量情斟酌的。”毛的话含有暗示性和伸缩性。
“希望形式上不提名单，对人则作具体处理，那么协议就比较容易达成。”张似乎不大放心，再补充了这两句，然后又说：
“恩来先生对我提到，由于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也就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所以兵联祸结。对此，我们感到满怀惭愧，国民党的失败，确实症结在此。多年来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和平能够实现，现在是双方隔江对峙，人民希望流血惨剧到此为止，希望国共双方约束自己的部队，化干戈为玉帛。”张希望宣布停战，划江而治的话，险些脱口而出。
“革命是必须进行到底的，不然人民不会同意。国民党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人心失尽，必须引咎自责，以谢国人。至于何时渡江，如何渡江，双方代表团是可以协商研究的。”毛明白了张的用意，委婉地关上大门。
“从目前情形看，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国共两党的斗争亦将结束了。谁胜谁负，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亦有历史作评判。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人的轻视鄙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作为一个革命党人，我们有诚意承认错误，有勇气承认失败，今后是您们执政了，您们怎样做?”张坦诚地说出了心里的话。
“不，不是的!是我们大家来做的，是靠大家合作来做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内部也不是清一色的，其中有不少开明进步分子是不赞成独裁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和我们合作，一切真正主张和平的人，我们都欢迎和他们合作，而且希望他们多出主意，多提意见。”毛也坦然地说。
“今后怎么办?我倒有一个意见，不知您可愿意听?”张说。
“那很好，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毛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的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我曾经向蒋委员长反复建议过，可惜他犹豫不决，不能实行，不知您以为如何?”张试探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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