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提出《红旗》可以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一起搞“文革”史。先搞史料，一件事一件事搞，如“二月逆流”、“文攻武卫”等等。要把题目搞得小一点，真正下工夫写。写文章文风要好，要虚实结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中宣部部长，开始主管《红旗》杂志。以后，他作为党中央主席和党中央总书记，对《红旗》工作一直给予极大关注。他曾几次专门听取《红旗》杂志的工作汇报并发表很长的讲话，为《红旗》事情写过专门信件，作过许多批示，引导《红旗》克服工作失误，走上正确发展之路，发挥党刊的战斗引导作用。
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不是《红旗》自己的责任
《红旗》杂志自1958年创刊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年间，据我个人的回忆，没有发表过胡耀邦同志的文章。倒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由“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胡耀邦同志主持的《科学院汇报提纲》当作“大毒草”大批特批。“四人帮”倒台后，红旗杂志社新任领导人执行了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指导思想，坚持“两个凡是”，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采取“不介入”的立场（实际上是对讨论的一种消极抵制）。这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批评。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对于《红旗》的错误有明确批示。胡耀邦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被中央委任主管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他非常重视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的理论宣传阵地作用，从党的大局出发，按照党的正确方针和原则，处理《红旗》工作中的问题，一步步引导《红旗》走出因失误而造成的困境。
在他任中宣部部长没几天，即1978年12月25日，就同向他请示工作的《红旗》杂志总编辑谈了话。他说，这些年来，有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被林彪、“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根本性的拨乱反正。有的同志跟不上形势，有错误。对犯错误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是党的历来方针和传统。理论上犯了错误，不要一下子提得那么高，说成是政治问题、阴谋问题、品质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思想方法问题。犯错误的同志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是非要搞清楚，这样才能弄清问题，搞好团结。现在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宣传武器。现在在理论工作方面，社内工作方面，有些同志有意见。意见当然要提，但刊物不能停，还要按期出版，要出得更好。党中央的方针就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个谈话为《红旗》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即在1979年1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的同志就《红旗》正在处理的一篇题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的文章，说“文内影射邓小平同志”，“同中央工作会议唱反调”，是“有计划地针对中央工作会议和小平同志的一个政治大阴谋”。《红旗》负责人就此在会上说明情况，此稿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写的，内容是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显然是错误的，但不是《红旗》组织而是作者自己送来的。但一些人仍坚持自己的看法。鉴于此事涉及严重的政治问题，会上确定由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查清事实，再作处理。
5月29日，胡耀邦等同志听取了调查结果报告，报告指出文章内容和观点错误，根据作者情况、写作经过、写作背景、写作意图等方面看，这篇文章并不影射什么，也不是同中央工作会议唱反调，不能说这篇文章是一个政治阴谋。胡耀邦同志会后在报告上写了四句话：“务虚会上闷雷几声，《红旗》社内一场虚惊，毛著编委排难解纷，文坛老将息事宁人。”他在各句下面作了注解：第一句“也就是被打了几个闷棍”；第二句“指社内签名上书中央，要求罢免他的总编辑职务”；第三句“指‘毛办’进行了彻底调查”。这个结论下达后，这件事便逐渐平息下来。从这件事我们看到胡耀邦同志对事情处理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和与人为善、团结同志的正确原则。从他写的按语又看到他在事情弄清后的轻松及诙谐幽默的风格，让人感到亲切。
《红旗》杂志负责人在当时犯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这是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错误思想的一种反映，也是党的“左”的思想路线造成的结果，胡耀邦同志对此有深刻、全面的认识和分析。他说他主持理论务虚会，守住了两条防线，一是只承认我们党内有“凡是”思想，而不承认有“凡是派”。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凡是”思想，谁都有一点，只是多少的问题，但是不能说谁谁是什么“凡是派”。另一个是不批评《红旗》杂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不是《红旗》自己的责任。他就是这样，对于问题的处理，既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完全从全党全国的大局出发，从党的团结和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又洞察实际，实事求是，细致入微，一切从实际出发，让人钦敬。
我没有任何一点歧视《红旗》的念头
1979年12月，又发生一件事，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没有通知《红旗》杂志参加。《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写信给胡耀邦反映和批评此事。胡耀邦同志接到信后，立即给《红旗》杂志总编辑写了回信，说信“我看过了，这封信写得很对。宣传部同志没有请你们参加会议是不对的。我想，可能是疏忽了。但疏忽总有点疏忽的原因吧。不管怎么，这类事情今后要避免发生。《红旗》去年发生的失误，我认为早已过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误的历史。我们是只提倡从历史中学习，反对老是纠缠历史旧账。我想，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是会坚持拥护党的这个方针的。这个时期，《红旗》倒谨慎些。这是很好的一件收获。也应了毛主席经常引用的老子的那两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你们表示敬意。今年3月我就说过，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注意，可能犯错误，因此要谨慎。在这点上可能有个别同志没有把握好。真是很遗憾”。他在信中表示：“我诚心诚意地接受你们一些同志的想法。我对《红旗》没有一点帮助，但扪心自问：我没有任何一点歧视《红旗》的念头，而是没有什么帮助你们的能力。把《红旗》办得更好，主要靠你们。我个人在每个期间思想理论工作要注意的问题和一些重要题目，都在例会谈过。我只有那一点点水，对大家帮助不够，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以后宣传部开例会，你们应当把你们的希望和要求勇敢地提出来。这样，大家一起商量，我可能对你们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胡耀邦同志的信，前部分着重讲了如何认识和对待错误。从党组织方面讲，他提出“我们党的传统和原则是：提倡从历史中学习，反对老是纠缠历史旧账”。这是党从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在延安时对此有过科学系统的论述，我们党正是按照这一原则处理问题，从而使全党团结一心，兴旺发达。可惜后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把这一原则完全抛弃、糟蹋了。胡耀邦同志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科学态度，坚持和发扬了党的这一优良传统。从个人方面讲，对于自己犯的错误和对犯错误的别人，采取什么态度至关重要。对自己的错误，是认真对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改正，更谦虚谨慎地进行工作，还是相反？对别人的错误，是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帮助同志改正错误，一道前进，并从别人错误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还是揪住不放，“迷恋算旧账”，“赤裸裸地说别人是什么派”，上纲上线，不帮更不让人家改正错误，以达到打倒别人，张扬自己的目的？不同态度和做法，自然会引出不同的结果。胡耀邦在信中讲个别人没有把握好这一点，而走向错误，令人遗憾。他讲的这种错误转化的辩证法，十分深刻。信的后部分则具体地表现了胡耀邦同志心地坦荡，平等待人，丝毫没有一点架子与官腔，使人倍感亲切，感到他是同你平等交心的。这自然获得人们的尊敬和佩服。
信中所讲的“中宣部例会”，是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宣部工作时创造的一种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例会一般每周一次，参加者为新闻、宣传系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时在研究某些问题时，也请有关部门的同志、地方同志参加。每次例会胡耀邦同志先自己讲一讲，然后各参会者发言。发言内容从政治、经济、党风党建到科教、文化、思想动态、百姓生活、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涉及方方面面，有问题就提出来，大家讨论，能解决的就当场拍板解决。每次例会后，《红旗》的领导回来都会向编辑人员传达，其中就包括胡耀邦同志的讲话、插话、提问，非常开阔人的眼界，活跃人的思想，启发人的思考，丰富人的见识，至今回忆起来，还很怀念那段听例会传达的日子。
两次用7个小时听取《红旗》杂志的工作汇报
胡耀邦同志的信写于1979年12月19日，大约隔一周多时间，即当月27日及30日，他又两次用7个小时听取《红旗》杂志的工作汇报，对《红旗》工作说了如下几条意见：
一是回顾《红旗》的历史。《红旗》是毛主席提议、中央决策创办的，是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58年创刊到“文革”前夕，这算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阶段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阶段总的说是好的，也有某些“左”的错误。第二阶段为“四人帮”控制，《红旗》有很大的“权威性”，大得吓人，名高天上，但是不正常。这个时期创造了一种形式，叫“两报一刊”。现在取消了这种形式。第三阶段，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有失误，但工作坚持下来了。在拨乱反正、搞四化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较谨慎。
二是办好《红旗》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你们自己，自己把责任担当起来，再加上群众路线。这是对党中央负责的最好办法。
三是弄清几个问题。第一，刊物的性质。《红旗》是理论性、政治性、思想性的刊物。要讲思想方法，不讲思想方法、思想路线，就提不起神来。要解释党的政策，要有针对性。哲学、经济、政治、历史、军事、文学艺术、党建等都有许多问题，要给以回答。在谈到历史学时，胡耀邦提出《红旗》可以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一起搞“文革”史。先搞史料，一篇一篇、一件事一件事搞，如“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文攻武卫”等等。第二，每期要提前三个月通盘设计，要解决什么问题，要有设想。第三，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央文件、中央常委讲话。第四，搞好调查研究。《红旗》每年24期，每期有一篇有分量的真正解决问题的文章，就很好了。要把题目搞得小一点，真正下工夫写。写文章文风要好，要虚实结合。希望《红旗》每年有所进步。
《红旗》在1978年所犯的错误，在党中央的关怀指导下，得到纠正。但其给人们留下的消极印象并没有消除。直到1980年还有要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字样从刊物上取消的动议。后来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第76次会议（1981年1月15日），从大局考虑，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议论，《红旗》杂志的刊头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字样不变。会上胡耀邦同志说，《红旗》办得有起色，有进步，可能因为坐了冷板凳，奋发有为。他请列席会议的《红旗》总编辑转告《红旗》全体同志两句话：一是《红旗》办得有起色，大家作了努力了；二是希望《红旗》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把《红旗》办得更好。中央办公厅把上述内容以“会议纪要”形式通知红旗杂志社，并加了一句：希望各部门多向《红旗》投稿，要《红旗》总编辑向全体同志传达。这是对《红旗》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当选为总书记后，他对《红旗》的关注仍一如既往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设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同志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总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不再兼任中宣部部长。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取消党中央主席，由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体制下的总书记）。他对《红旗》的关注仍一如既往。
一是他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他本人的重要文章批给《红旗》发表。如1981年第21期发表的《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1982年第1期发表的陈云同志的文章《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以及1980年第17期发表的根据邓小平、陈云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改写的本刊评论员文章《领导制度必须改革》、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权力不能过分集中于个人》，就是经胡耀邦同志送请邓小平、陈云同志审定后在《红旗》上刊出的。他自己的文章从1981年到1986年每年都有。如1981年第13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1年第19期《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81年第20期《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曾在《文艺报》上发表过，很多同志给胡耀邦同志写信要求重新发表，他就指示《红旗》再刊此文，以满足更多同志的要求。《红旗》就此在文前加了“编者按”，指出：此文对文艺工作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都作了深刻的论述），1982年第21期《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83年第1期《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此文前有“编者按”，说此文是胡耀邦同志1982年4月的一次谈话，对于全党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克服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上的涣散软弱状态，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都有重大的意义），1983年第6期《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1984年第1期《最好的怀念》，1985年第8期《关于党的新闻工作》（1985年2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86年第2期《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
二是他还同意把自己的一些文章、讲话以《红旗》编辑部、评论员、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如1980年第24期：本刊特约评论员《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胡耀邦同志1980年11月23日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第2期：本刊特约评论员《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好》（在组织部召集的组织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第3期：本刊特约评论员《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在视察湖南省、江西省沿途的讲话）；1981年第5期：本刊编辑部《正确认识形势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第22期：本刊编辑部《解开疙瘩，增强团结》（在视察山西省时同山西省干部的讲话）；1981年第24期：本刊编辑部《当前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在视察东北时同辽宁省干部的讲话）；1982年第8期：本刊编辑部《关于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问题》（1982年1月1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85年第3期：本刊编辑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
正是这些文章的发表，使《红旗》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表现得鲜明有力，使中央精神在更广阔的范围得到顺畅传播，从而也更增强了它的权威性和指导性。
三是他对《红旗》送审的稿件严格把关，还选批一些稿件送《红旗》刊用。1979年2月26日，他在《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一文送审稿上批示：“我删改了一些，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对毛主席的一些可能引起读者误会的话，删了并不妨害原意。二是论断不准确的，请你（指朱穆之）再仔细斟酌一下，是否可发？”同时他批评：“《红旗》这种送稿方法不对头，时间这么急，简直强人胡乱签字。不审改，就是不负责或不敢负责。要审改，又没有充裕的思考时间，更不说还要退他们再同作者商量的时间。请你同他们打个招呼。”这个批示写于“晚24时”。两天之后的2月28日，他在《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一文审阅后，给《红旗》杂志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写信说：“这篇东西我一面看，一面改，改到第六页，改不下去了。就是说，这篇东西不能用。1958年，我们许多人做了大蠢事。彭老总是对的。我们这些做蠢事的人永远要吸取教训，坚持真理的人，像彭老总这样的人，要表扬，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央的理论刊物，怎么能用这种笔调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报道这件事呢？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啊！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一定要用全力研究撰写理论文章，并且要严防搞那种中学生式的文章语言。我的‘理论水’也那么一点点，每天杂事又很多，要想靠我审改稿子，完全是要落空的。希望你们好好走群众路线，在内部，要发动大家反复研究，反复修改，搞东西；在外部，约那些真有理论水平的同志写（每次提早约），并且诚心诚意地同他们反复讨论，研究改好。”此信是在“凌晨1时”写的。他所审阅和否定的那篇文章的具体情况，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从他的批语中可以看出，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可以刊出的文章，必须有一定的标准和规格，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和水平，绝不能降格以求，绝不能是图一时之快或一时之需的情绪、偏激之作，更不能用简单、幼稚的文字语言，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传播什么。也就是说，文章一定是科学、准确、恰当、深刻说理的，给人以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只有这样，作为党中央的喉舌，才能担负起“中国人民伟大事业的宣传者、鼓舞者和组织者的历史重任”，才能“克服工作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赋予经受过许多痛苦、失望和折磨但正在奋发前进的十亿人民的巨大勇气和力量”。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对内部和外部，他都提出了具体、中肯的意见。
1979年4月27日，他在一篇文章清样上批示：“我的水平也只有一点点，改不好。现在大胆勾画的，有些地方可能文理不通。请你们自己斟酌（一定要斟酌，否则我也不能负责）。应该怎样从实际出发，不把好题目变成一种训人式的、说教式的东西，看来得大力讨论清楚，否则你们和我们还得挨骂。”
1979年7月24日，他在萧克同志文章的送审样上批示：“你们把这个球抛给我，从工作岗位上说，我比你们更作棘。按理说，萧克同志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是在讲自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怎么能反对呢。但这么登出来，肯定有人会有意见。为了避免这个麻烦，如萧克同志同意，我赞成删去。因为我要顾及两个方面，稍为把它改得缓和了一点，只是供你们和萧克同志参考。”
综观以上几个批件，令人深切感受到，胡耀邦同志看稿子总是站在党中央的高度，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处处着眼于大局、全局，时时考虑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广大群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并以此为标准，严格把关；同时他又是同刊物站在一起，处处从具体问题入手，和你平等交流，诚恳地帮你出主意想办法，丝毫没有一点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架子和官气。
为《红旗》选批稿件
胡耀邦同志还选批一些稿件送《红旗》刊登。这里略说三例。1980年7月21日，他在任丰平写的《陕北行----黄土高原建立牧农林业生产基地的初步考察》上批示：“此件送《红旗》杂志。请《红旗》考虑全文刊登。现在我们许多报刊空论太多，切实的调查研究太少。要转变作风，鼓舞干劲，刷新文风，都要大力提倡和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此事请你们代为转告各报刊同志一下。”任丰平的文章登在当年《红旗》第15期上，文前加了编者按，表达了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
1983年12月3日，胡耀邦同志在审阅马洪《抓住机会，迎接新的技术革命》一文时，在有关段落后面写了一些重要批语：在文中“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发达国家原有的一些产业部门衰落和一些新兴的产业部门形成和发展起来”这句话后面，胡耀邦同志加上“而且正在以更高的技术结构向前迈进，我们对这一点是万万不能闭目塞听的”。在文中“这次研究世界新的工业发展与我国的对策”这段话后面，胡耀邦同志批语：“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少同志对世界上的最新的科学知识、最新的先进技术、最新的科技动向，反应迟钝，没有每年、每月、每周询问、打听、跟踪的热情。有的人对这方面没有热情，但对它们的腐朽方面，即制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反而津津乐道。”在文中“我们迎接挑战是存在许多困难的”后面，胡耀邦同志批语：“主要困难是我们一大批经济管理、技术干部缺乏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有些同志又缺乏这方面的进取精神。”马洪的文章后来发表于《红旗》1984年第6期上。1986年，中央赴皖讲师团成员董克恭根据他接触到的农村教育实际，写了一篇《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要同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的文章，胡耀邦同志看后批给《红旗》发表，他在文前批示：“这确是农村中、小学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记得我个人五十八年以前上高小的时候，当时我的家乡的老人们就强烈地议论这个问题。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几十年来，农村中、小学教育如何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确没有解决好，其原因就是我们教育界同志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因此值得更好地研究一番。”董克恭的文章发表于《红旗》1986年第8期上，同时根据胡耀邦同志批示精神，文前加了编者按。
胡耀邦同志对《红旗》杂志的关注及所关注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冷静、深入地思考，总结经验教训，探求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方法，充分发挥党刊在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舆论导向和思想引导方面的作用。
1987年1月，胡耀邦同志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在他离职仅一年多时间后，《红旗》杂志停刊。大约在这期间，胡耀邦同志写了一首回赠友人的诗，后半段是：“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文革”期间“权钱交易”是普遍存在的
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文革”期间的腐败官员，就像闯入那贫困之家的强盗，而今日的腐败官员，闯入的则是富豪之宅。
“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是国内国外许多人都感叹的事情。“文革”在中国，这不用解释。“文革学”在国外，则是说，对“文革”的资料收集、整理，对“文革”从各个方面进行的研究，海外不少相关机构，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在海外，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关于“文革”的书籍问世。而在祖国大陆，对“文革”的研究可谓还未真正开始。我们自己不产生研究“文革”的书，海外研究“文革”的书，一般人也看不到。对于“文革”，人们是越来越无知了。
在对“文革”越来越无知的同时，是对“文革”的越来越美化。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论时有所见，几乎成为一股潮流。在电子网络上，这种潮流表现得最明显，甚至愈来愈呈汹汹之势。说“文革”时期有着真正的“民主”，是时常听到的一种言论。“文革”开始时，我也开始记事。我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对“文革”，我总算还有些切身了解。而对“民主”，我也不妨说有些基本的理论知识。说“文革”期间有真正的“民主”，对我来说，就等于说冰雪池中有荷花灿烂，火焰山上有玫瑰飘香;就等于说一条泥鳅在放声高歌，一只盐水鸭在展翅飞翔。这种说法因过于荒谬，迷惑性还不算太大。而另一种美化“文革”的言论，迷惑性就要大得多。“文革”期间是没有腐败的，“文革”时期的官员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这就是那种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论。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如果说，在“文革”前，权力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约束，那在“文革”时期，造反派夺得了权力后，这权力就更不被监督和约束了。判断腐败严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员受贿的绝对数额有多大，或者说，主要不是看权钱交易的绝对“交易额”如何，而要看社会普遍的物质生活状况与受贿金额、与权钱交易的“交易额”是一种怎样的比例。数百万元的腐败案，今天已司空见惯;数千万元的受贿，也不能让人有丝毫惊讶。超过亿元的权钱交易，这几年也数度见闻。这种规模的腐败，在“文革”时期当然不可能普遍。这首先是因为“文革”时期整个社会在物质上都是极其匮乏的。一群强盗闯入一贫困之家，将室内最后一枚铁钉都拔走，但全部所得也不过几百元;另一群强盗闯入一富豪之宅，只拣黄金美玉等值钱的拿，一般东西则看不上眼，但全部所得也有数十万元:你决不能在这两群强盗之间分出道德上的优劣;你决不能说闯入贫困之家的强盗因只抢得数百元，便在道德上比闯入富豪之宅的强盗高尚千万倍。而在一定意义上，“文革”期间的腐败官员，就像闯入那贫困之家的强盗，而今日的腐败官员，闯入的则是富豪之宅。
“文革”期间，我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我的记忆告诉我，“权钱交易”在“文革”期间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后期一位公社副书记对我父亲说过的一番话。他说:“要办事情，就要学会送东西。送他东西，难道是在疼他?还不是在疼自己!”这番话令我父亲有醍醐灌顶之感。办事情要“送”，这一点我父亲当然早已懂得。但“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父亲此前似乎一直没悟透。“还不是疼自己!”----―那时在公社中学教书的父亲，以为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贿时，多少都有一点心理障碍，尤其刚开始干这种勾当，事前事后，心里都会很别扭。但“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贿的心理障碍、消解行贿的心中别扭。有位小说家前几年写了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名为《启蒙时代》。如果把让人对任何一种道理的懂得，都视作是“启蒙”，那么，在“文革”期间懂得了“还不是疼自己!”的父亲，也可谓是被这位公社副书记进行了“行贿启蒙”。被“启蒙”的父亲，此后多次以赞赏的口气对我讲解着“还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间就接受了“行贿教育”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父亲对“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的鹦鹉学舌，在某些人生关头，总在我耳边响起。但因为心中的障碍和别扭过于坚固和强烈，“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挡。如果说对他人的“送”，是因为要“疼自己”，那么，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吗!然而，前些年父亲重病，从这家医院转到那家医院，我也就给这个医生送完红包，又给那个送。这时候，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声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却不能不疼自己的父亲!”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赌气，却不能拿父亲的生命撒野。----―这样想后，便硬起头皮，怀揣信封去找医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从“还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亲!”，说到底，还是“文革”期间接受的“行贿教育”在起作用。
“文革”期间城市的情形，我没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败方式。在农村，那时候，县以下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政权”。农民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队的队长。队长，在那时候的农村，是有着极大权威的。生产队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一个本来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当起了队长、掌握了统御全队的绝对权力，就会变得骄横起来。而再刚烈的人，在队长的威权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为队长“官”虽不大，却有整个国家的“专政机器”在为他撑腰。敢与队长较劲，敢违队长之命，就意味着是在对整个国家政权挑战，最终，肯定成为“阶级敌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任何一家来了客人，都要请队长陪客;甚至家里有了匠人，也要请队长作陪。来了客人，家里有了匠人，桌上的菜当然要好一些。所谓请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舍不得动筷的好菜。这队长还不是“队长”时，是滴酒不沾的。当了队长后，硬是让家家户户“请”成了一个酒瘾极大者。酒瘾极大的队长，每喝必醉。醉了则大发酒疯。那时上海产的“飞马牌”香烟，是仅次于“大前门”的好烟。队长在醉后，往往嘴里叼着“飞马”，将一个汉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颠动着，叼着烟的嘴，连声喊着:“飞马、飞马……”有时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请他来吃喝的人。每当这时，最兴奋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娱乐。最初，是有人为巴结队长而请其“陪客”。有人开了头，别的人家就得跟上。当绝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请队长陪时，那最不情愿的人家，也不得不遵从已然形成的“规矩”。得罪了队长，那就等于穿着湿衣服过日子，没片刻舒服。队长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里拿着种棉花的小铁铲，走在田埂上。他们玩的是捉黄鳝的游戏，这是一种古老的游戏，一代代孩子都玩过。他们还没有动手，队长远远望见后跑了过来，将其中一个孩子手中的铁铲夺下，扔进不远处的池塘;又屈起两指，在这孩子头上敲了两个凿栗，然后扬长而去。走了几步，回过头说:“田坝都让你搞坏了!”不理会其他孩子，只对这个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脸惶惑。这孩子回家后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默然不语。父亲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队长了。父亲想的当然不是找队长讨说法。他想的是以怎样的方式赔罪。只在孩子身上撒气，说明得罪得并不严重，要赔罪该不难。下次请队长陪客时，多敬几杯酒也就可以了吧。可怜的农民们，请队长吃饭，当然也是一种贿赂。这是一种“权吃关系”。这种“权吃关系”，确实与今日惯见的腐败大为不同。从“请吃”的农民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向队长行贿，并不是为了从队长那里得到什么，而是为了不得到什么:不得到骚扰、刁难、迫害。从“吃请”的队长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受贿，作为回报，不是要为对方做什么，而只需不对对方做什么:不在集体干活时对对方家的人鸡蛋里找骨头，不在派工时刻意为难折磨对方家的人，不在对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动粗……行贿而仅仅是为了避祸，这可以称之为防御性行贿。这种防御性行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间却普遍得多。
其实有许多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揭示过“文革”期间的腐败。1979年问世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的“文革”期间的腐败现象，不也堪称触目惊心吗?王守信，一个县燃烧公司的经理兼支部书记，从1971年11月到1978年6月，贪污了五十余万元。那时候，月薪五十几元，就是高工资了。五十余万元，也相当于今日的数千万元吧?贪污来的钱，王守信并没有都落入自家腰包，相当一部分用于向上级部门行贿。王守信利用权和钱，编织了一张腐败之网。这也说明，腐败，在那个时候，也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同样是1979年问世的高晓声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也让人看到“文革”期间的官员是怎样对百姓巧取豪夺的。今天的一些人，他们之所以认为“文革”期间没有腐败，是以为那时的“群众造反”是有效的反腐方式。这真是天大的误会。“造反派”在夺得权力后，在敛财渔色上往往更肆无忌惮，更穷凶极恶。“文革”期间的“群众造反”，本质上也是一种阿Q式的“革命”。阿Q如果以“造反”的方式成了未庄的主宰，他将怎样夺取财物和女人，已由他自己做了预告。而“文革”期间以“造反”的方式夺得了大大小小的权力者，正是大大小小的“革命”成功了的阿Q。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中的王守信，就是靠“造反”起家的。小说《李顺大造屋》中的那个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也是靠“造反”夺得权力的。如果说王守信到1971年才开始他的“贪腐事业”，那《李顺大造屋》中的这个“文革主任”，则是一朝权在手，便把利来谋了。为了让那些美化“文革”的人明白那时候的“造反派”是什么货色，我还是照抄小说中的几段:
李顺大想得太落后了，在文明的时代里，文明的人是无需使用那野蛮手段的。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在光天化日之下，腰里插着手枪，肩上挂着红宝书（引按:“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今天一些歌颂“文革”的后生，恐怕未必知道。）由生产队长陪同，到李顺大家做客来了。原来他是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很讲义气，知道李顺大要造房子买不到砖，特地跑来帮助解决困难。他大骂了一通走资派刘清不替贫下中农谋利益，现在则轮到他来当救世主了，只要李顺大拿出二百一十七元钱来，他负责代买一万块砖头，下个月就可以提货。这话说得过分漂亮，原是值得怀疑的。但李顺大却认为，彼此都住同一大队，虽然没有交情，也三天两头见面，从前也不曾听说过这人有什么劣迹，现在出来革命，总也想做点好事，不见得马上就骗人。况且又是生产队长同来的，还有枪有红宝书，真是讲交情有交情，讲信仰有信仰，讲威势有威势，李顺大虽然当过三次逃兵，还没有经过这种软硬兼施的场面，心一吓，面一软，双手颤颤数出了二百一十七。到了下个月，大概本来是可以提货的，想不到李顺大交了厄运，被公社专政机关请去了，要他交代几件事:一、你当过三次反动兵，快把枪交出来;二、交代反动言行（例如他说过“楼房不及平房适用，电话坏了修不起”的话，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后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那是人人皆知的。他自己出来后也没有多言。不过有两点颇有性格，第一是他吃不消喊救命的时候，是砖瓦厂的文革主任解了他的围。作为报答，事后私下商议从此不再提起那二百一十七。第二是关押他的那间房子造得相当牢固，他平生第一次详细地在那里研究了建筑学，对自己将来要造的屋，有了非常清楚的轮廓。
从“土改”时始，李顺大的全部生活目标，就是造几间属于自己的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节俭，到“大跃进”开始时，备齐了可造几间房子的材料，却都被充了公:砖头被拿去造炼铁炉，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车。“大跃进”过后，李顺大开始了新一轮的节俭。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李顺大不再积攒实物，只是存蓄现金，等到钱备齐了一下子把材料买来，马上造屋。一分、二分地存;一角、二角地蓄。到“文革”开始时，李顺大又备齐了可造几间屋的钱，却什么也买不到了;却买什么都要“走后门”了。用小说中的话说，那时，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是“大官送上门，小官开后门，老百姓求别人”。正是看到了李顺大急于造屋却买不到材料，那个砖瓦厂的“文革主任”才用亦骗亦抢的流氓手段，从李顺大手中弄去了那笔买砖的钱。“文革主任”钱到手后，便串通公社“专政机关”，对李顺大关押拷打;待到李顺大“吃不消”时，他再来“解围”。这样做，就是让李顺大从此不提钱和砖的事。
在生活必需品紧缺的年代，送上一定分量的这类物品，往往就是有效的贿赂。粮食、鸡蛋、食油、老母鸡这几样，是我们那里农民“文革”期间用于贿赂的主要东西。送人母鸡的情形比较少。母鸡被称为“小银行”。在那年代，农民的日常开销，都指望着母鸡生蛋。尤其是每日都必不可省的吃盐和点灯，要完全靠卖鸡蛋维持。每个大队的小卖部，代国家收购鸡蛋。那时候，国家收购农民的生猪和鸡蛋，多多益善，据说是拿去换外汇。农民自家养的猪，是不能随意宰杀的。杀自家的猪，像后来多生孩子一样，要有“指标”，要先期获得批准。在获得“指标”的同时，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农民都把这叫做“裁税”。要杀猪须先“裁税”。不“裁税”而杀猪，公安局就会来抓人。其实，农民杀猪，是并不卖肉的。总是家中要办婚事，才申请杀猪指标。婚事都定在腊月里，逼近年根时办。农民家里，通常都只养一头猪，多了没东西喂。正月里把小猪买回，腊月里卖出。年底要办婚事的人家，则老早就开始争取年底杀猪的指标。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每年腊月也就一家人家杀猪。自家养的猪，必须卖给国家，价格由国家定;自家养的猪，经批准后，杀了，要给亲戚们送点肉，余下的，就留着办喜事和过年，并不卖出一两，却仍然必须向国家交税----―于此也可看出那时国家是怎样剥夺农民的。杀猪没办法瞒人，所以国家可以控制。我相信，如果吃鸡蛋国家也能控制，那时也会控制的。但实在无法制定一项禁止农民吃自家鸡蛋的法令。所以农民如果把自家的鸡蛋都留着自家吃，并不卖给国家，国家也无可奈何。但实际上，农民是很少吃鸡蛋的。来了客人时，会蒸个鸡蛋羹，那也是一个鸡蛋加上一碗水。我一直纳闷的是，国家那时在我们那里收购鸡蛋，是不论斤而论个的:无论大小，一律六分钱一个。那时，火柴二分钱一盒;食盐一角五分一斤；煤油三角五分一斤；猪肉七角三分一斤;最便宜的香烟，八分钱一盒。六分钱，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吃一个鸡蛋，就等于吃下六分钱啊，人们怎么舍得?鸡蛋是母鸡所产，所以农民也不会轻易用母鸡送礼。但在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求人时，也会送上两只母鸡。接受母鸡的人家，也并不吃，而是养着，让鸡下蛋。送母鸡虽不是送现金，但也相当于现金了。在一般情况下，农民求人办事，是送上一篮子鸡蛋、一担稻子、数斤菜油。在食物紧缺、营养普遍不良的年代，其价值，也不亚于今日厚厚的一个信封了。1982年问世的路遥的小说《人生》，其中的主人公高加林，本来是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后来被大队支书的儿子所取代。高加林因此痛不欲生。小学是大队的小学;大队是支书的大队;民办教师的报酬由大队支付，也就是由支书支付。大队书记的儿子要当民办教师，普通农民的儿子高加林当然就只能让位。那时候，城市知青被称为下放知青，农村的孩子读完初中或高中后被称为回乡知青。下放知青日思夜想的是“上调”，即到城里工作。对于回乡知青来说，能在大队小学当个民办教师，就是很幸运的事了。如果能在公社中学当个民办教师，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要能有如此好运，就要向有权决定此事者“送”。往往是要送许多次，才有可能如愿以偿。如愿以偿后，并不能就不再“送”。有权给你这职位的人，也能够随时请你卷铺盖走人。为了保住这职位，就得持之以恒地“送”。回乡知青多而民办教师的职位少，那就看谁家“送”得多“送”得勤了。参军，也是那时农村青年的一条出路。要能穿上军装，当然也得“送”。虽然那时是普遍穷困的，但也有比较宽裕和更为寒窘之别。只有那种比较宽裕一点的人家，才有可能“送”。因此，当民办教师、参军一类事，是与那种寒窘之家无缘的。寒窘之家可以没有非分之想，但却免不了会有人生病。一有人生病，也就得破些额外之财。那时农村有所谓“赤脚医生”，一个大队一个。现在有些人对“文革”时期农村的“赤脚医生”大唱赞歌，是十分可笑的。“赤脚医生”本身是农民，只懂得一点非常皮毛的医学知识。他们往往是从泥田里上来，背起药箱就去给人看病治病。如果能够做严格的统计，“文革”期间“赤脚医生”治坏了的人，肯定比治好了的人多;治死了的人，肯定比治活了的人多。我以为，“赤脚医生”完全是反智主义的产物，体现的是对科学的极端蔑视。“赤脚医生”上门诊治，理论上是毋须付诊费的。这也是现在有些人歌颂“赤脚医生”的一个理由。但实际上，却并没有这么清白。我所很熟悉的那个“赤脚医生”，因为懂得了一点卫生知识，知道有些病会传染，所以从来不碰人家的茶碗。他到人家家里来，也就是送个药、打个针，几分钟的事，却必定要吃人家一些东西。通常的情形是，在他来时，一碗面条已经煮好，上面再加一两个鸡蛋。待他拿完药或打完针，就把面条端上。他也毫不推辞。坐下、吃完、走人。如果不这样招待，下次要请他，就难了。我每看见他并非吃饭时间在人家家里慢条斯理地吃饭，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令这个大队所有人不解的是:他嫌人家茶脏，怎么就不怕人家饭脏呢?
“文革”期间，大队开始有了手扶拖拉机。当手扶拖拉机买回时，颇引起些兴奋和议论。这是那时农村拥有的最现代化的东西了。“文革”期间，每个大队都办起了所谓“林场”。
我们那里并非林区，充其量有些丘陵。办林场的目的，我以为其实是为了把分散在生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由大队统一管理。下乡知青分散在各生产队，问题太多。而要把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就得有个依托。林场，就是这样一个依托。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都集中到林场，大队派一个人当场长。这实际上是把下乡知青与贫下中农相分离。林场里的知青，在场长带领下，除了种树，也种些瓜果之类。当大队有了手扶拖拉机时，大队书记便派拖拉机，把林场出产的东西，一车一车地往公社书记家拉。那时，大队也没有什么集体经济，弄台拖拉机，其实是没什么用场的。用它来送礼，就是最大的用场了。1984年问世的阿城小说《棋王》，其中的上海知青倪斌，为了能“上调”到地区文教部门，把祖传的一副明代乌木棋送给了地区文教书记。这还不够，倪斌还写信回家，叫寄些字画来。说“文革”时期没有腐败的人，其实只要去问问那时的下乡知青，就会知道自己有多么荒谬。下乡知青日间思、夜里想的，是“上调”。“上调”的名额非常紧张，竞争是很激烈的。要得到这宝贵的名额，就得“送”，就得比别人多“送”。至于女知青，有时还得把自己的身体向那手里有名额者“送”。女知青被糟蹋的事，其实也有许多文学作品写到了。即便不是为了“上调”，即便仅仅是为了平时所派的活轻一点、所受的待遇好一点，也得“送”。家庭条件好一些的知青，可以常常请假不出工，就因为“送”得多。尤其是可以三天两头回家。如果每次从家里回来，都能“送”上可观的孝敬，当然是回得越多越好。我见过“下乡”几年却几乎都住在城里的知青。每年来一两次，住几天又回，却比别人更快地“上调”了。那原因，是尽人皆知的。
1972年，福建莆田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知青在农村的生活状况。这是“文革”期间的著名事件。李庆霖信中说:“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说“文革”期间没有腐败的人，为“文革”大唱赞歌的人，动辄说别人把“文革”妖魔化。难道他们不知道李庆霖“告御状”的事?难道他们没有读过这封信?李庆霖就是吃了再多的豹子胆，也不敢对毛泽东说谎吧?
对“文革”的美化之所以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原因是多样的。这里难以细细分析。只说一点，那就是“文革”的真相被揭露得太少。歌颂“文革”的言论享有无穷的空间，想怎么歌颂就怎么歌颂;揭露“文革”、批判“文革”，总是受到限制、压制。----―那些对现实不满的“文革”歌颂者，至少应该感谢“现实”给了他们尽情歌颂“文革”的自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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