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人居环境部主任梁本凡近日在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表示，伴随内地城市化进程提速，大量农民变为市民，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城市化“成效显着”；相反，目前的这条中国城市化道路如果不加调整地继续走下去，结果必将造成诸多社会动荡。
《农民变市民为何不幸福？高速城市化集大风险》全文如下：
有量无质的城市化 来自土地财政依赖
记者：既然还无法为“被市民化”、“被城市化”的农民提供有质量的城市生活，政府为何急于推动城市化？连国家的“十二五”规划都明确提出用5年时间将城镇化率从47.5%提到到51.5%。
梁本凡：有一种观点认为，农业是传统的低生产率行业，工业是高生产率行业，要提高收入，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人从低生产率行业转移到高生产率行业。例如英国就是通过“圈地运动”将很大一部分乡村劳动力排挤出了农业生产领域，提高了土地价值和农业生产力，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劳动力，为英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奠定了基础。
城市化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可内地城市化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相脱节。一些地方推进城市化的冲动主要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千方百计把农民土地变为建设用地，因为置换出来的土地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来自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5年内地共批准新增建设用地3,300多万亩，土地出让收入7万多亿元。
可农民“被市民化”之后得到了什么？除了不多的一次性拆迁补偿费用之外，他们“最大的收获”大概就是得到了户籍！他们实际上是在拿自己的土地去换城市户籍、换福利、换公共服务，去换那些本来就该由政府提供给他们的服务！至于他们失去土地进入城市后遇到的高房价、就业、人际关系、幸福感下降等问题，则被忽略了。
目前，中国已经有约14个省市宣布没有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分了，但是进城的农民实质上还未能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城市化。结果，在城市里又构筑起一个新的城乡“双重二元结构”。可以说，迄今所实现的城市化，尚有相当一部分是并不真实的城市化，是有量无质的城市化。
拔苗助长的城市化势必引发社会动荡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英国经历了12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而内地仅用了20余年。城市化进程加速是必然，还是偶然？高速演进的城市化将把人们带往何处？
梁本凡：各国推动城市化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发展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单纯比较发展所用时间长短意义不大。对中国而言，土地和人相脱节的城市化是一条积累着巨大社会风险的城市化道路。
如前所言，人口的户籍没有放开，采取了转移人口临时居住证的制度，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无法正常享受城市教育、卫生、社保、低保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且在就业、购置车辆和房产等方面受到层层限制，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社会上的各种不满情绪正在迅速积聚，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问题日渐突出，极易迅速放大为社会危机。
与此同时，由于农村青年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老年人不能随同转移，并且一部分农民工中老年后又返回农村，使得农村的老龄化实际上要快于城市，特别是未来20年到30年中，大部分村庄将会成为老年人为主的萧条衰败的地方。
总之，目前的这条中国城市化道路如果不进行调整，坚持走下去，结果无疑将会造成诸多社会动荡。 换个思路发展中国 “让生活更美好”
记者：大量非城市人口即使进入城市，还是无法真正“市民化”。如此困境该如何打破？
梁本凡：现在最重要的是政府得转变换个思路发展中国。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老生常谈了，可因为总达不到理想效果，学者们也只好不厌其烦地一讲再讲。城市化的目的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是为了让全体市民享受城市发展、城市繁荣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质量改善。但是，试图通过“土地财政”来解决城市化、城镇化资金不足，进而实现城市化，实际却发生了本末倒置的效果。
各级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使农民“被市民化”并由此获得巨大的土地收益，“城市化率”甚至成为一些官员引以为豪的政绩，但进城农民的生活却没有得到太多实惠。农民进城只是城市化的表象，城市化的实质在于现代化，即在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乡村传统文化向城市现代文化的转变和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向城市的存在方式和运行方式发展。
相应的，政府的职能重心也要发生转变，城市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应切实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的做法就是，要让城市中工作和居住达到法定时间的所有人口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不得有身份的制度性歧视。
比如，公务员的考试和录取，不能以毕业学校的本地生源和外地生源或者本地大学毕业和外地大学毕业为由，对学生报名、考试和录取设置障碍；义务教育也不仅要服务于本地居民，还要对常住的新移民，包括新进的劳动人口的子女平等开放，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使中国青少年，不论出身，都能接受平等和良好的教育，享受各种公共服务，包括交通出行、水电气服务、环境卫生、生活物价等方面的服务、补贴等，达到法定工作和居住时间的人口，都有平等享受的权利……
记者：从官方披露的数据看，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多。问题是，根据国家相关财政及户籍管理制度，城市主要为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对“被城市化”的常住人口却不承担义务。不改革户籍制度，就很难实现您所说的人口城市化。
梁本凡：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人口城市化的目标。例如，对“被市民化”的人群一次性解决其城主户籍和城镇公共服务问题；对“被城市化”人口则可以制定时间表，根据居住城市时间的长短，有序开放公共服务。这样既可以逐步做实中国的城市化，也有利于逐渐缩小由户籍割裂的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别和界限，为今后条件成熟时取消户籍制度积累经验。
长期来看，还要逐步完善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和城市内部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建立全面共享的基础社会保障，提高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完善多支柱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基础层面应该是低缴费的、可负担的；推动不同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或融合，如城保与镇保综保。
深圳弃赛农运会掀“被城市化”之辩
记者：广东省农运会上周五刚刚落幕。深圳因“没有农民”而弃权参赛。有的人赞深圳“不搞形式主义”，有的人则批评深圳千万外来劳务工“被市民化”。
您对此怎么看？
梁本凡：深圳没有农民？说起来，这个论调并不突兀。早在2004年，当地实施“村改居”城市化工程，将20个镇、218个村的挂牌，全部改成街道办、社区，原住民的身份也都转成了城市居民。按照本届粤省农运会组委会的规定，参赛选手必须具有广东本地农业户口，从这个角度来看，深圳的确没有农民了。
但农民的有无，并不只取决于基层的转制。深圳两三年前发布的一份蓝皮书就曾指出，特区外的城市化还停留在制度层面、空间布局上呈现出“非城非村”的面貌、“村民意识”浓厚等等。以行政命令转换农民的户籍，只是让深圳社会结构有了表征上的变迁，但农民真正变成市民还需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记者：在内地许多城市，“被市民化”是一个普遍现象。
梁本凡：是的。地方政府都爱搞“农转城”。有的地方政府把农村人口集中起来，形成小城镇；一些地方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也有一些地方甚至强制要求从农村来的大学生放弃农村户口，强行推进所谓的城乡统筹……
例如重庆去年8月1日也启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到8月15日就宣布完成了223万余人的“农转城”。它的目标是先用两年的时间重点推进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为城镇居民，力争到2011年底新增城镇居民300万人；从明年起再用10年时间使非农户籍人口提升至60%，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
“被市民化”之外，城市里还居住着数量更为庞大的“被城市化人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内地在计算城市化率的时候，只要在流入地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就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可这一部分人连像郊区农民那样“被市民化”的机会都没有，几乎不可能享受到包括子女教育、医疗待遇在内的各种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只是人口统计数据意义上的“城市人口”。内地今年上半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城市化率高达49.6%，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不足35%。
破行政壁垒需全局眼光
记者：如果有一个全国城市化“一揽子计划”，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因为区域间的城市化进程不同，大城市是最主要的迁移目的地。如果能根据吸纳农民工定居的规模，给予财政补助，或许可以解决它们压力过大和动力不足的问题。
梁本凡：从中国城市化的历程来看，行政壁垒障碍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负面影响因素之一。要实现好的城市化，无论建设的城市化和人口的城市化，的确都很需要全局眼光。这也是“换个思路发展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举例而言，湖南省的长株潭是一个城市群的概念，各地之间的距离仅三四十公里，人口较为稠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3个城市的交通格局、生活圈必定会出现一体化趋势。这几个城市之间非常适合发展城市轻轨，造价不高、班次频繁。然而，他们选择了修建一条总长约100公里的城际铁路，造价高，站点少，对沿线居民出行帮助不大。“不选对的，只选贵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建设资金的安排。
城市轻轨是由湖南省政府统一出资修建再转为地方托管，事实上建设资金需由长株潭承担；而规划变为城际铁路，纳入国家铁路版图之后，出资方就由省变成了铁道部和湖南省了。
相对而言，长株潭的资金压力就小了很多，但他们却可能失去一个整合资源、大发展的战略机遇。城市化需要的不是单个城市的发展，应是区域的发展。有序、高效的城市化，在区域都市圈、都市带的功能整合、人才使用、经济合作等方面均需要统一理念和整体规划。
全球城市化样板国家
英国：重视居民意见
英国规划师认为，最了解本地情况、最知道怎么才能使城镇适用的是本地居民。因而，请居民参与小城镇的规划设计，已成为英国乡村规划的一种基本模式。除此之外，英国的小城镇建设还有四大特点：一是立法规范小城镇的开发和建设；二是严格执行规划；三是对规划区域四周环境及资源给予特殊关注；四是鼓励发展集镇。
日本：严控土地流失
日本的城市化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经历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高达71%的城市化水平。 有专家表示，日本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当年的政策中有三点做法加快了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包括加强对农业的改造，促进农业现代化；用法律手段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在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同时，注意实现城乡一体化。
西班牙：文化主导知识城市
西班牙巴塞罗那是欧洲最早实施知识城市理念的城市。1999年，巴城市政委员会制定了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规划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要把巴塞罗那建成欧洲城市群落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主导城市。市议会成立专门办事机构，来实施该计划。巴塞罗那所有的机构，如市政府、商会、经济社团、就业组织、贸易委员会、大学等，都全力投入实施这个战略规划，仅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就高达21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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