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作为一种脱离世界时代实际，依靠暴力维持的乌托邦社会，为什么能够维持那么长的时间，并且在经济文化建设上取得一定的成就？
深入的认识只能依靠历史学家长期的研究。这里只谈最明白浅显议的道理。从今天来看，有两点在苏联政权的维持上至关重要，同时又是后来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一是‘极端集中主义’的党所创建的组织极其严密的专制国家，二是苏联政权长期代表着不发达的俄罗斯的人民对建设和发展国家的期盼。
一，为什么苏联能经得住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严峻考验？
苏联历史上经历过两次最危险考验：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和二战中的卫国战争。
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中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列宁等急于实现‘共产主义’，冒险搞‘余粮征集制’，剥夺农民的粮食私有权，所引起的农民广泛的不满和暴动，并且导致了空前的大饥荒。列宁不得不退而实行‘新经济政策’。
能够熬过这一关有许多非必然因素起了作用，并不像长期宣传的那样的是什么历史的必然。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能够胜利，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当时俄罗斯国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各种势力非常庞杂，相互严重矛盾，因而力量涣散、混乱、无能。在布尔什维克大搞余粮征集制，引起农民的广泛不满时，是最容易被击败的。而布尔什维克在政治斗争上极其幼稚，竟然并未很好地利用敌对势力间的矛盾，简单地视孟什维克为敌人，拒绝搞统一战线，今天看来就颇为荒唐。
在国内战争的胜利上，最重要的外部条件，是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大战中已经筋疲力尽，无力认真地进行武装干涉；否则布尔什维克必败无疑。布列斯特和约的被迫签订就是一个明证。
过去人们在分析问题时，通常都忽略了土地辽阔所起的作用。地域辽阔和当时交通与通讯的落后，造成了使人民与世界隔绝的可能，使得苏联与世界的时代要求脱节的乌托邦性质，被人为地掩盖起来。何况血腥的专政又有意识地使人民与世界隔绝，认识不到自己的国家在搞乌托邦。_土地地辽阔，同时又只有西面受到强大的威胁，使苏联政权在战争中有充分的回旋空间。这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中，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十月革命是发生在西欧的任何一个国家，革命政权都无法维持。
至于能够熬过二战中的卫国战争，许多内在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组织严密、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和这个党所领导党专政型国家的巨大的组织能力，在二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竟然能把远离前线万里的阿尔泰山区的小山村动员得只剩下老弱妇孺！苏联工人阶级在二战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更是举世无与伦比的（例如在长达数年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许多人饿死、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几位农业科学家活活饿死也没有动用一粒他们负责保管的粮食种子）。苏联三十年代工业化建设的成就也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奠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斯大林充分调动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不是共产主义理想），使之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连流亡国外，一直坚决反对苏联的白俄，也起来斗争保卫苏联。希特勒在政治上不可思议的愚蠢，也大大帮助了苏联当局。如果他不是赤裸裸地叫嚷要把俄罗斯变成殖民地，而是虚伪地以苏联农民的解放者的面目出现，苏联当局的处境就会困难得很多。
在国际政策上，斯大林至少是暂时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妄想，实行了务实的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得以与英美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这在战胜法西斯上，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二，列宁的‘血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及其必然向官僚专制主义的蜕变
苏联在二十世纪前半的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下来，要归功于列宁、斯大林的极端集中制党所创建的专政型国家。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跟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性区别，人们早已有大量的论述。其中最卓越的应该是杜光先生论专政与和民主法治的文章（财新网2011，4，21）中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从今天来看，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正如考茨基所指出的，马、恩所指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状态，而不是指一种专制主义的政体（请参见附注）。因此之故，恩格斯指出高度民主的巴黎公社就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卢森堡认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卢森堡的这种认识，显然也只有在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无产阶级的统治状态，而不是一种专制政体时，才能成立。
但是列宁却反复强调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字也可译为‘独裁’）的残酷性，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血腥的暴政。列宁说：“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5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318-319页），“专政是一个重大的、残酷的、血腥的字眼，这样的字眼表示出两个阶级、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历史时代的你死我活的无情斗争。”（《政论家的短评》（1920年2月），《列宁全集》第30卷第322页）“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85）。
列宁的‘血腥的无产阶级专政’显然跟高度民主的巴黎公社相距太远，是对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但是应该强调的是，在不发达的落后的俄罗斯，为了维持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产业工人政权，列宁的错误理解，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权，列宁所要创立的乌托邦社会，显然半年也维持不了！
俄罗斯的民族沙文主义和俄罗斯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对俄罗斯人民有强大的影响，使他们能够长期接受受由于同样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的专制主义政权的统治。法国人就很不可能。
俄罗斯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创建了这种血腥的暴政，也长时间地维护这种暴政。但是这种政权后来究竟还是不是产业工人的政权，却实在大可怀疑。早在1917年，普列汉诺夫就已经指出，这种专政五年内就会变成一党专政，十年内就会变成一个人的专政！历史表明他不幸言中。
然而最有凄厉的讽刺意义的却是，与列宁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一起创建了这种血腥的暴政的列宁的最亲密的战友们，除了极少的几个人是病死的而外，全都冤死在他们自己创建的暴政的屠刀之下！连列宁夫人都几乎未能幸免。而列宁的同志们死在沙皇手下的却屈指可数。
列宁的‘血腥的无产阶级专政’本来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但是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以后，实际上专政对象却是农民和知识份子。到后来，这种专政机器自身发生了蜕变，屠刀首先指向了党政军内任何对斯大林的权势有威胁的人。不受任何监督与约束的专政机器，发生这种蜕变，大权为官僚特权集团所篡夺，是不可避免的。
应该看到，杀害革命同志的罪行的责任并不完全要由斯大林个人和他的官僚集团来负。如果是另一个斯大林章了大权，这一个斯大林也照样会冤死在暴政的屠刀之下！
三，人民群众对建设和发展国家的期盼在苏联的维持和毁灭上所起的作用
古典马克思主义对产业工人的巨大影响和布尔什维克的强大的组织能力，使得沙皇俄罗斯社会中生活贫困而又文化低下的产业工人阶层，在十月革命中和革命后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一点一直保持到二战中，例如在长达数年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世界上没有任何另外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战胜法西斯上做出过能够跟苏联工人阶级相比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无论代价是否太大）使苏联政权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希望。这一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否则苏联绝对经不住卫国战争的艰难考验。这一点也正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所在。
在分析为什么苏联能在三十年代取得工业化的成就，奠立了日后能够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工业基础时，斯大林在报酬分配问题上始终坚持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努力做到多劳多得，没有造成中国极左时代的那种‘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不劳照样得’的荒唐局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正是苏联的经济文化建设有所成就的根本原因。
与此相关的是，斯大林在建设上批判了干部们中间的那种以大老粗为荣，盲目轻视科学技术，轻视科技知识份子的‘大老粗主义’，在专业问题上尊重科技知识份子，大力发展了苏联的教育事业。斯大林基本上代表产业工人阶层，是知道科技知识份子的重要性的，虽然始终并不把他们视为自己人。但是与代表落后的农村无产者的中国极左份子相比，在许多问题上他都远更先进。双方在一系列方针政策上，都成为鲜明的对照。
在苏联后期，通过赫鲁晓夫的改革，苏联当局与农民的矛盾有了缓解，集体农庄不再是国家压榨剥削农民的组织结构。苏联当局与科技知识份子的矛盾也有相当的缓解。在此基础上，苏联方才有所发展，能与强大的美国相抗衡。
在苏联后期，苏共领导人实际上已经比较务实，并不真的勉强去搞共产主义，政权至少在表面上减少了其血腥的性质，因而被中国的极左份子咒骂为‘修正主义’。但是在资本主义还决不会灭亡的历史时代，只有不勉强去搞共产主义才是正确的。极左份子坚持要搞民粹主义的乌托邦，急于搞‘共产主义’，正是他们与世界的现实严重脱节的愚昧表现。如果真的去瞎搞一气，那其实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柬埔寨的民族罪人波尔布特正是中国的极左份子极力推崇的榜样。
在苏联晚期，苏联基本上发达起来了。苏共得意地宣称他们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殊不知社会发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工薪阶级的科技知识份子阶层有了强大的实力，专制的政治体制和依靠这种专制体制官僚特权寄生集团，也就来到了其末日。由于苏联的专制政权不再能代表国家、民族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人民自然也就不再继续容忍他们的专制统治，专制主义的政权自然也就只好寿终正寝了！如果苏共领导层能够主动进行改革，处处保持主动，苏联的溃解自然也就可以避免，但是也正是官僚特权集团阻止了这种主动的改革。
笔者提出了一种‘生产力容能’理论（李靖炎，“生产力容能”理论的提出及其现实意义，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1-2-22），可能有助于理解苏联的长期维持和后来的必然灭亡。
整个理论主张每一个国家在具体的时刻，其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具体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决定了生产力在其中只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生产力容能，它可能很小，有可能相当大。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既促使生产力在它的生产力容能许可的范围内发展，又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一旦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生产力容能的极限，或者是生产力的发展暂时被制止而停滞不前，或者是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被大加修改（改革、改良），或者整个被推翻（革命）。整个被推翻的情况，一般来说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社会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美国的专制体制是柔性的，想法可以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进行修改，因此生产力可以长期发展。苏联的则是刚性的，改革起来极其困难，最后只好革命。苏联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在苏联的社会经济文化发达起来以前，有相当大的生产力容能，无论整个社会有多少严重的弊端，它是不会被必然地推法的。然而苏联一旦发达到一定的程度，生产力容能基本上耗尽，若不能到社会政治经济主体逐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就必然地只有灭亡。附注（“专政是和民主法治不相容的国家体制”文第二节）：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可以以考茨基为代表。对马克思恩格斯深有了解的考茨基认为，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体，而是无产阶级在夺得了政权的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考茨基还说：“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要注意不要把当做‘状态’的专政和当做‘政体’的专政混淆起来。”他认为，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不主张把专政当作达到无产阶级解放所不可缺少的国体”。因为马克思主张“把国家由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与此相反，专政使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这种情况发展到顶点。”
考茨基以巴黎公社为例，指出：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巴黎公社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政权，是由巴黎各区按普选制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通过普选产生的公社委员，按照考茨基的分类，有65个革命者，“代表了当时法国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别”；另外还有“反对派21人，其中15个是著名的反动派，6个甘必大派的急进共和主义者。”如果专政被认为是政体或国体的话，就应该剥夺反对派的权利，因为“专政按其本质来说是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派的。”但事实表明，“尽管他们彼此斗争很剧烈，却没有一派对其他派行使专政。”考茨基以此说明，恩格斯把巴黎公社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肯定它处于无产阶级统治之下，处于一种阶级统治的状态，而不意味着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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