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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民工带头上演“工闹” 讨薪不成集体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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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欠薪讨薪,在世人眼里,都是弱者受欺寻求公道,开发商和施工单位理所当然是为富不仁的理亏一方。然而最近一年来,一些在珠三角各工地“走穴”的工人“草台班子”,却让“讨薪”变了味。

据11月4日报道,这些在工程劳务关系中受雇于施工单位的某些工人或工人团体,他们没有按口头或书面合同履行工作内容,却要求索取多于劳动应得的报酬。他们常常故意引发事端怠工,再通过向政府部门上访投诉、影响工程正常开展等方式,向施工单位施压索薪(统称:“工闹”)。

他们利用政府支持农民工追讨欠薪的政策,追讨多于其实际劳动所得的报酬。如果施工单位不肯就范,“工闹”便集体上访,或围困施工单位工地或办公室。施工单位在工地瘫痪、政府施压的双重压力下,往往赔钱就范。

一位有多年纠纷协调经验的广州市建委工作人员证实,确实存在这种“工闹”:“他们常常是一个地方的人,抱团很厉害,讨薪手段也很娴熟,知道政府最怕不稳定,他们就造出很大的影响。有些人还多次涉入讨薪纠纷。”深圳市相关建设主管部门也发出通知,提醒施工单位警惕“工闹”。

价钱高 “草台班子”有市场

据了解,“工闹”往往是“打游击、做散工”的外来工小团体,一般十几人到几十人,整个团队常常都由乡里乡亲组成,由“飞机头”带领,与甲方谈好条件后,便进场“表演”。

不少甲方虽然吃过“工闹”的亏,但依然会招一些外来工小团体进场干活,因为“飞机头”手下的工人招之即来,来之能干,价格也比正规的劳务公司便宜得多。

广州市建设主管部门一位负责人说:“‘大企业一般不会惹上‘飞机头’或‘工闹’,因为他们有长期合作的劳务公司或包工头,不容易遭讹诈。此外,大企业的整个聘用流程比较规范,先签合同、上工打卡、发薪签字……全都有凭有据。但是小老板就不愿意找劳务公司,因为劳务公司开出的价格往往比‘飞机头’高得多。”

被“工闹”坑过的卢先生,就曾经找过劳务公司。但当时劳务公司开出的单价是每人130元/天,比市价还高10元。劳务公司表示,不是他们狮子大开口,而是多开出的钱要用于支付劳务公司工人们的待工成本以及公司的运营成本、工人的“三金”(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会保险费)等等。

据悉,除了上述费用,劳务公司还需要支付一些其他费用,加起来也是不小的一笔数。仅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这一项来说,根据《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暂行办法》,劳务公司被要求聘用不少于在职职工人数1.5%的残疾人,但残疾人往往无法胜任建筑工人的活,劳务公司达不到这规定的1.5%雇佣比例,就要缴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上规模的劳务公司,光这笔钱一年就要掏几十万元。这些成本,最终要摊到每个工人头上,加起来甚至高达工人雇佣费用的1/3。

大企业找劳务公司长期合作,劳务公司还愿意稍稍让利。

包工头和小开发商就没有这个优势。

这时候“飞机头”作为草台班子, 由于什么附加费都不交,光税费就能省下超六个点,因此“飞机头”开出的价格,对小开发商和包工头很有吸引力。

作为包工头,卢先生其实也挺闹心:“我承包的一般都是某个大项目中的一个标段,总包企业已经为这个大项目交过一次税费,我的分包标段又要再被征收一次税费,重复收税,我的利润空间已经非常小,如果再雇佣劳务公司的人,人工方面还要交一次税费,工程款还没到手,稻子已经被割了几茬。不找‘飞机头’,我怎么赚得到钱?”“工闹”样本

深圳:本以为“雪中送炭” 谁料是“请君入瓮”

临时队伍窝工打架弄得工地瘫痪,上访兼围困工地“讨薪”,外地建筑商被讹两倍工钱

11月2日,从深圳地铁吉祥站出来,走几百米,便能看到龙岗区即将开售的保利?上城。已经加班了一个多月的陈工介绍说:“总部对工期的要求,是死命令,不眠不休也要赶出来。”初来乍到的分包公司----—“贵阳X建”,在今年6月份工期最紧张的时候,一脚踩上了“工闹”地雷。‘贵阳X建’作为施工单位,多付了8万元才搞定这单事。

6月28日,几个操外地口音的工人找到深圳龙岗区信访办,投诉无良施工单位“要炒掉我们,还不给工钱。”工人们要求办事员帮他们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几个小时后,“深圳保利”接到了信访办打来的电话称。“深圳保利”的负责人马上找到工地总包公司----—深圳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世纪”)的负责人,“金世纪”赶紧找来分包公司“贵阳X建”的负责人。

作为“贵阳X建”请的一个“飞机头”,李天军觉得,“贵阳X建”遇到“工闹”几乎是必然的。将近一周时,工地失控。这支队伍和工地上另外一个班组打了起来,肇因竟然只是下班签字谁先谁后,“明显就是找茬”。李天军回忆:由于闹得太凶,当时不得不叫警察来平息事态。打完架,这支队伍彻底不干活。“飞机头”也不见了。

工人们把工地办公室围了起来,一致要求:按100多个人算,加上待工费,要拿足30天薪水才撤场。正在此时,业主和总包公司的电话也来了----—要求尽快搞定这单事!

工地经验丰富的李天军成了调解人。他说:“‘工闹’很聪明的,‘飞机头’早就不见人影。纠缠了两天,“贵阳X建”不得不“履行”已经被明显违约的合同,最后却多给了8万元,付出的总金额达到10多万元。

深圳的“工闹”,已经早不是个案。李天军说,他在劳务市场呆的时间长,同行之间常常交流这些“工闹”的信息。

“到处都有被钻空子的工地。我发现,往往是几个劳务输出地区的‘老乡团’在闹。我现在跟班组工头签合同,往往都会在条款里注明----—不要这几个地方的人,实在是惹不起麻烦。”

广州:想悭钱惹“周身蚁” 亏十万银“送瘟神”

在拥有总数超过2,000个建筑工地的广州,同样有一批“工闹”。

开发商赵先生说,这些“工闹”找的往往是小开发商或者分包公司。在广东劳务市场分包转包泛滥、工人管理松散的环境下,“工闹”经常得逞。赵先生透露:“同行们常常会交流信息,更新‘工闹’黑名单。”赵先生说:当施工单位紧急缺工时,工头便开出优惠条件,往往都是口头承诺的‘一口价’。

据赵先生介绍,卢先生碰到一个工头,讲好小工一天100元工钱,比外面的行价要便宜20元。当时他还以为“赚到了”----—根据口头承诺,20天工期,20个工人,“三金”福利什么都不用包,全部算下来,成本比市价要便宜6,000元----—第二天,这位工头就带着兄弟们进场开工。

但干了几天,就开始不对劲:说好了是20个工人,实际上只看到不到10个人进场,而且还一个个在磨工。卢先生赶紧找来工头,问是怎么回事。工头不急不忙回答:兄弟们嫌钱少,不愿意干,他也没办法。“出尔反尔!”卢先生当时想:实在不行,我另外找人干吧,已经窝工,不能再等了。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他能控制了----—

第二天,工地以前窝工的工人都守在工地电闸旁,其中一个还把自己用铁链锁在电闸旁,身边摆了一个煤气罐,手里拿着两个打火机。工头则去建委上访了,投诉卢先生“拖欠农民工工资”。此时,项目总包公司负责人电话已经打过来“今日就给我搞定‘厘单嘢’(这件事)”这时,工头要卢先生“给够”工钱(20天,20人,120元/天)才肯走人。迫不得已,卢先生找来社会上“能办事”的人和工头“讲数”。最后加上窝工成本,这件事让卢先生总共亏了近10万元。

卢先生说:“同行们都怕碰上这种‘工闹’,亏钱、损面子。政府部门一般出于‘维稳’的目的,都叫我们尽快解决纠纷。

除了广州,在惠州也发发生过类似的案例:“飞机头”带了20多个人干活,最后讨要工资的时候却提出了60人名单。施工单位和“工闹”纠缠了两周,最终赔付了10多万元才了事。

发包方吃亏

企业担心被扣“诚信评分”丧失竞标资格,上游发包方又勒令“立刻解决”,往往只能对“工闹”让步

在广州、深圳等地,政府部门都有一个专门对拖欠建筑工程款进行追讨的办公室,叫做“清欠办”。

“工闹”们以拖欠农民工工资名义,找到“清欠办”或信访办投诉。当遇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清欠办”往往先要求双方尽量提供证据、证人,假如双方证据都不足,往往偏向工人方。

企业最担心的,还是怕影响“诚信评分”。扣分行为会直接导致施工单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接到工程,或者根本接不到工程。以广州为例,虽然广州市的施工单位诚信体系只是针对广州建筑市场,但实际上企业被扣分后,在外地竞标时,竞争对手也会来广州“查底”,如果发现诚信失分,就会报告给评标组。

深圳保利?上城的“工闹”案,更是“踩准了点”。当时正是深圳大运会前夕,5月24日,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的通知》,要求各街道建设办(城建办),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做好龙岗区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我区建筑行业的和谐稳定,要求“不得以任何名目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如发生建筑业农民工欠薪纠纷案件时,凡是企业相关负责人联系不上或者不及时赶赴现场处理的,将依法锁定施工企业信息卡,停办相关业务活动,直到问题妥善解决为止”。在这种环境下,“贵阳X建”认赔息事宁人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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