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是不是导致中国文化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
宋朝是个非常奇怪的朝代，它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继承了周世宗的重商主义和宽松的政治政策，使宋朝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到中国古代的高峰，其当时的GDP占到世界的80%，而它发达的工商业带动的科技进步，正在孕育出使封建时代突破传统的单一农业经济模式，从而跳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和王朝兴亡周期率的可能性。唯一不行的，似乎是它的军事和国防能力。
然而正是军事上的无能，使宋朝的所有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化为泡影，留给后人无尽的遗憾。宋朝的文弱，首先起自皇帝的软蛋。军事上颇有作为的赵匡胤被其弟刀光斧影后过早去世，继位的赵光义军事谋略大为逊色，几次征辽皆大败而归，甚至还被打得头破血流。赵光义的一再失败给其后世子孙形成一个严重的心理阴影，即北方是不可战胜的。当然，这只是直接原因。根本的原因则非常搞笑，军阀出身的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当了皇帝，为了防止后来的武夫也演一出黄袍加身，于是采取各项措施严加防范武将和士兵的派系联系，形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同时贬抑军人地位，形成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水浒传里那些神乎其神的英雄人物，在现实中是很难出现的。与此相近的就是清朝，满清为了防范汉人地方势力崛起，不但让八旗子弟脱离生产，垄断从军权利，而且在八旗和绿营中采取军权，政权和财权相互牵制的策略，这种体制有效地防止了地方兵变，其代价就是晚清对外战争的一败再败。作为副产品，两个朝代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团练和私家军队的战斗力很强，这样从反面印证了在军队中搞多头牵制的巨大危害。
一个在国防和对外政策上，充满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和苟安心理的国家，对长期发展以及文化心理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靖康之耻就像老版的鸦片战争，它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人原有的自信心和开放从容的民族性格。整个宋朝就像那个性无能的皇帝赵构，他们空有一身力气却不能享受正常的＊＊＊（省去若干字），于是以变态的心理欣赏起女人的小脚。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于是发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理论，让受辱的女人自己残害自己。正是宋朝的偏安以及其后的亡国，给汉人及其文化造成严重的冲击，才使整个民族开始走向自我封闭，文化开始酱缸化。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怪名词，“汉奸”也第一次出现。看看今天我们对“汉奸”一词剪不断理还乱的争论，就是这种民族性格扭曲后遗症的生动写照。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基本是前几代君主强势，对外能打几个胜仗，其后就越来越退化。唯一的例外，就是汉朝。“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其根本转折就是刘彻的出现。刘邦的白登之围给汉朝人留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要不是刘彻一帮人的血性和胆识，宋朝的历史就会提前一千年上演，那就根本不会有所谓的汉族和汉文化。有意思的是，正是宋朝的软蛋皇帝和他们的无聊文人们，批评起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来却振振有词。如果赵匡胤能有一个赶得上刘彻十分之一的子孙，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必然凭借其经济实力远播四方。当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只有汉朝文化在远播四方，而宋朝却被野蛮民族从根本上征服。宋朝用钱买和平的偏安政策，换来了他们几代人的享乐和后代子孙的万劫不复。
宋朝的教训对今天处理中国的民主化和外交国防的关系仍有借鉴意义。老共给中国带来的一个巨大遗产，也许就包括强势的敢打敢胜的军队，这是中国人在民族自信的基础上走向开放和从容的一个有力保障。笔者多次说过，只有自信的民族，才敢于以开放的心态正视自己的缺点，民主化才能迈出实质步伐。而在军队国家化的过程中，如何既能防止军人干政的出现，又能保证中国军队的优良传统，是一个重大课题。
日本有个右翼政客叫石原慎太郎，这厮说“国防，就是防止自国的女人被外人奸”。看今天日本女人忙着嫁老外，估计石原又要埋怨他们的国防没搞好了。不过人家的女人毕竟是自愿的。我们中国人常常对“自由”和“尊严”的区别搞不清，其实，自由和尊严就是一个概念的两种表述，尊严意味着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中国，被束缚在家庭和社会网络里的男人有的是责任，缺少的正是自由，但我们最要的是尊严 -- 保护妇女和孩子享受充分的自由和幸福，就是我们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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