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是个诚实的人，为了本国的利益而被派到外国去撒谎。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
一 事出有因，语焉不详
“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乔冠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外交家，其郁郁以终的结局，曾令许多人感到惋惜。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女士在《我与乔冠华》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两书中的自述，更令这种结局染上了一层凄美的悲剧色彩。才子才女惺惺相惜的爱情、以沫相濡的晚年，读者多为这样的故事感伤不已，笔者亦曾是其中之一。
导致乔冠华晚年悲剧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关系作出推测，当事人则语焉不详。章含之曾谈及自己被毛泽东点将调入外交部后，未能如愿到新闻司当发言人、且发展一再受阻的人事原因：
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1]
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对于我，她们也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由于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2]
书中所说的这两位特殊人物，当然是指先于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俩本是章的好朋友，但自她进入外交部后，友谊演变成竞争；章嫁给乔冠华之后，更与各种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令关系日趋复杂。关于高层权力斗争，章女士曾谈到“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并有如下表述：
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合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3]
所谓第一次错误，系指1973年乔冠华反戈一击批判周恩来之事。1975年下半年 “批邓”开始以后，乔、章在外交部与两位通天人物的“内战”趋于白热化，又产生了章所说的第二次错误：
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内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 ’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4]
究竟如何“与虎谋皮，火中取栗”作“孤注一掷”，又如何被扣上“借刀杀人”的帽子却能“处之泰然”？历史的书写不同于外交辞令，章女士似有难言之隐，其自述又缺乏文献上的证据，令真相显得扑朔迷离。陈水扁近日不断释出消息，将邀独派筹组泛绿联盟，陈唐山证实确有此事，不过李前总统似乎不知情。扁李关系近日受到外界瞩目，特别是昨天李前总统甚至还出重手，批评陈总统执政没有品味，外界就传出陈总统想要请独派筹组泛绿联盟，总统府秘书长陈唐山证实总统确有此意。
总统府秘书长陈唐山证：「总统以整个国家为重，整合各种同的意见，来协调，团结起来，这是当总统最重要的责任，陈总统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个问题。」
陈总统欲结合独派，组成泛绿联盟，不过李前总统似乎不知情，陈唐山语带保留的表示「报纸上面这样登，李前总统应该满清楚的才对」，自陈总统一家爆发弊案以后，扁李关系不如以往，或是更差，在挺扁这项议题上，李前总统甚至和独派意见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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