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并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其中第8条规定：中日双方将就签订和平条约进行谈判。1974年11月，中日双方开始关于和约的预备谈判，当时双方对签约的前景都很乐观。但在1975年2—3月中日就和约举行的第3、第4次会谈上，双方围绕“反霸条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中方同意搁置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争端，但要求在和约中明确载入“反霸条款”，认为：“反霸条款”是《中日联合声明》第7条所规定的，理应写入以“联合声明”精神为基础的和约正文。日方则辩解说：“反霸条款”与日本宪法精神相抵触，不应把日中和约变成“对苏防卫条约”，因此不同意把“反霸条款”写入和约。中日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谈判陷于停顿。
1976年，中日两国的国内外环境均发生剧烈动荡。在中国，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去世，“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下台，打倒“四人帮”，唐山大地震……，影响国内政局的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在日本，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失败，内部权力争夺激化。这就使中日两国都无法、也无力在外交上投入更多的政治资源，关于和约的谈判也继续停滞不前。
直到1977年中期，中日两国的内外环境都有所改善，恢复中日和约谈判的气氛浓厚起来。邓小平于7月重新出来工作，恢复领导职务，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总设计师”。他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利益出发，重视发展对日关系，在中日和约问题上也掌握了强有力的主导权，来自中方的缔约动力明显增强。1977年9月10日，他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谈到中日和约问题时指出：“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
邓小平一语惊人的“一秒钟”、“两个字”的表态震动了日本政界，也推动了陷于停滞的中日和约谈判。福田首相随即派在中日建交时作出过贡献的二阶堂进访华，就“反霸条款”提出解决方案，即同意把“反霸条款”写入和约正文，但同时增加“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内容，得到中方“认真研究”的善意回应。
但由于中日苏三角关系的纠葛，中日和约谈判的阻力仍相当强大。外部阻力主要来自苏联，1977年末，苏联首次提出要针对中日和约的缔结明确表明反对态度和采取干扰措施。苏联驻日大使波利扬斯基频繁与自民党的亲苏议员接触；并使用警告、威胁、利诱等多种手法，牵制日本政府的对华“和约外交”。内部阻力主要是自民党内亲台势力。他们认为中苏同盟条约有“敌视日本条款”，对中日签约鼓吹“慎重论”。于是，中日双方事务级的谈判还是因为“第三国条款”而陷入僵局。当时任外相的园田直也是早日缔结中日和约的“推进派”，并希望通过亲自访华实现中日和约的签署。他认为：“如果搁置日中和约的谈判，中国更加以为我国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改变态度，这样只会使日中关系的前途更加不安定。苏联也会认为自己的牵制获得成功，以后将会在任何事情上都对我国施加压力，以达成其目的。”1978年8月4日，外务省开会研究解决办法。多数人认为只有请园田外相出马，否则无法取得突破。园田外相也表示：“我豁出去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如果首相不同意，我就辞职。”8月6日，福田首相在内阁首脑会议上决定：园田外相于8月8日访华，以最大努力打破僵局，推动谈判早日成功。
8月10日，邓小平会见园田谈到中日和约时强调：“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霸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我们自己如果搞霸权，那就自己反对自己。我们支持反霸有四条理由。一、日美关系是重要的，美国不会反对。二、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约束……。三、对日本也是一个约束，这对改变日本的形象有好处。四、对日本解决北方四岛问题有好处，并告之中苏同盟条约期满后将自然终止，又去掉了日方的一大心病，解除了“慎重派”的一大口实，对于确保和约在日本国内得到批准具有重要意义。会谈后，福田首相从日本打电话到北京国宾馆，园田报告了谈判成功的消息。8月12日，中日两国外长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邓小平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历时4年之久的谈判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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