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人民在“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之后的第一次大团结。用毛泽东的话说“标志了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从那时起，六十二年过去了，经过十年文革浩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目睹社会又开始明显两极分化的人们回头再读这句话感想是很多的，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除了反对帝国主义可说彻底胜利外，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最多只能说取得战略性的胜利;反对封建主义没有彻底胜利不仅为毛泽东自己建国后关于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多次谈话所肯定，也为中共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所肯定，尽管他们之间是如此不同。从人民团结的角度看文革，文革浩劫就是中国人民大团结的浩劫，而拨乱反正就是重建人民的大团结。建国后到文革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是如何破坏的?由此应得出什么样的重要教训?这个教训对中国当前改革的意义何在?
首先，1949年实现的中国人民大团结是如何破坏的?是被封建专制主义的回潮破坏的。这种回潮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和毛泽东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及民主集中制，恢复并加强其个人专制的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毛泽东的个人专制和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之间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起伏多次较量，到文革毛泽东虽然在全党和全国确立了他个人的绝对专制，却同时也为这种专制划下了句号。
三年的解放战争伴随着响彻神州大地的“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这首歌鲜明地传递了老一代革命者，特别是“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及全国人民对新中国的热烈期盼,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因为胜利，人民不仅感谢，同时也开始要求兑现民主和自由，这种要求必然反映到党内，成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的共同要求;另外从军政向建政的转变也要求党的领导机构改变工作方式，更为强调集体领导制度与集中基础的民主。在这种背景下，1951年毛泽东亲自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因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对《武训传》有过肯定或某些肯定的话，而使社论对“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评特别引人注目，这些人的“错误言论”，日后如何成为毛泽东手中的棍子，只要看文革中戚本禹评电影《清宫秘史》的文章就知道了。如果说在毛泽东的个人专制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的较量中，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还属于旁敲的话，那么1953年5月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就属于直接敲打了----“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不清楚政治局是否有过“否则无效”这类决议;如果真有这类决议，就不应该是“嗣后”的问题了。
1953-1954年高饶事件的背后是刘少奇、周恩来有中国特色的尽快发展生产力和毛泽东效法斯大林的尽快改变所有制之争，虽然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斗争的实际效果却是附和毛泽东力主尽快改变所有制，大有取代周恩来之势的高岗成为反党分子，并由此奠定了以后影响深远的八大领导班子。
这个班子没能制止毛泽东过快过急改变所有制，却能因势利导根据所有制改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成功地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阶级斗争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增强了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基础，极大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并借助苏共揭露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有利国际形势，在八大的决议中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性。在这个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56年初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能代表中央，根据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难理解为什么被毛泽东认为“尖锐地针对我”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尽管送审时毛泽东批示“不看了”，刘少奇竟敢不注意三年前“否则无效”的批评照样发出。同时也就明白为什么八大结束才三天，毛泽东就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了。
毛泽东不能直接反对八大确立的集体领导，于是采取了不在党的会议上表明自己的观点，让战友集体犯错误，自己“后发制人”的办法，从这个角度解读，“反右”运动已呼之欲出了。反右运动的扩大化，特别是罪加以“分子”，性定为“敌我”有毛泽东的多重需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证明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而“八大”对基本矛盾的提法错误，恢复并强化他在党内的个人专制。对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毛泽东也基本按他的阶级斗争理论解读，用“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与赫鲁晓夫外争社会主义的头，中断了刚发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从此社会主义阵营风光不再;用“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内惩他认定的“反冒进”的头周恩来，此后神州大地“万马齐喑”，中国只有步上从“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自然灾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直至造成民族浩劫的文革年代。
文革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浩劫，也是毛泽东的个人悲剧。文革后中国通过拨乱反正重建了人民的大团结，走上了改革开放，而东欧苏联则剧变解体;重温这段历史，检讨十月革命后七十多年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可使坚持理想的共产党人醒悟被人遗忘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意义，认识只有破除国家迷信，不简单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是文革式的造反夺权才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目的。对此本文作者已有文章讨论,期能抛砖引玉，这里主要从毛泽东的个人悲剧谈文革教训。
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开始，毛泽东在如何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特别是最底层的工人、农民的态度上一直独领风骚。大革命时期在党内领导及国民党对农民运动一片“糟的很”的反对声中，只有毛泽东深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力排众议疾呼“好得很”，热烈歌颂“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严肃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辛辣讽刺那些对农民运动反对或指手画脚的人“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此后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都反复告诫全党要“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认为“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这时的毛泽东，和最重视工人阶级奋不顾身积极创造世界历史，在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中称赞“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的马克思，和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时期热烈歌颂“民众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如革命时期这样能表现为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能够作出从市侩渐进主义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的列宁，是一脉相承的。
但建国后特别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的毛泽东和马克思、列宁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已渐行渐远，这首先表现在不能正确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只许自己代表群众，尤其在农民问题上更不容他人染指。1953年梁漱溟因为在农民问题上说“九天九地”，毛泽东认为梁“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怒斥梁“反动”;如果由此理解为毛泽东只许共产党谈农民问题那就错了，1959年彭德怀为农民请命被打成“反党”;1962年后刘少奇因农村形势、政策上和毛的分歧招致文革的杀身之祸。从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开始，每遇到党内的仁人志士“抗命”，毛泽东都会祭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上纲上线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由于屡用不爽，毛泽东不但对建国后群众运动愈来愈成为个人迷信及命令主义下的运动群众没有感知，反而坚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时陷入“人民就拥护我们”的迷思。
到了连党内也没有不同声音的时候，在四人帮和林彪竞相“最最”的攀比下，中国大地上的个人迷信浪潮成为无障碍赛马中的真正狂奔，被迷信浪潮裹卷的人民只见国家离四个现代化越来越远，与期盼的自由民主幸福的社会主义越来越不一样，终于怀疑了，思考了，人民觉醒之日也就是迷信泡沫破裂之时----1976年清明时节，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一去不返!”这是“心思浩茫连广宇”的人民奋起拨正中国社会主义航向的惊雷，毛泽东清楚广场上发生了什么，但依然指示“性质变了”，将“四五”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却也同时重创了他自己，因为他知道民心所向，从此再也不能说服自己了。
从湖南农民运动开始，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发动群众，“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矛头所指，向所披靡，最后却不幸以镇压群众告终，在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个根本问题上晚节不保，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个人悲剧;使今天的人们每读毛著到“叶公好龙”等处都不胜唏嘘。
1976年“四五”期间的中国人民奋不顾身，在二十世纪生动再现了马克思热烈称赞的“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关系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生动地“表现为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像列宁指出的那样，做出了“从市侩渐进主义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真正的群众运动都具有求解放的性质，而工人阶级的运动更具有解放全人类的品格，所以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不仅应当具有解放全人类的品格，还应当具有解放全人类的自觉性，特别是实践到底的勇气与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正因为具有这个品格，所以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不但形成中国革命胜利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也成为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民大团结的基础。在1949年是人民的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能不能继续成为人民呢?这个问题已为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为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以“八大”为标志的全国人民朝气蓬勃的大团结所回答;而周恩来建国后关于知识分子，统一战线的谈话不但升华了相关政策中解放全人类的品格，而且更以他毕生始终如一团结同盟者，热情鼓励他们一起学习改造，亲切带领他们一道前进的革命实践，生动体现了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与实践的勇气，成为他人格魅力的核心所在。
形成对比的是统一战线对毛泽东而言只是夺取政权的策略，克敌制胜的法宝，不会大权旁落的利器，他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团结大多数都不外乎此;建国后他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更荒谬表现为挑起群众斗群众，把同志当敌人，一旦打倒都是永世不得翻身，文革期间神州大地牛棚遍野，不知把多少人变成了鬼，与1949年的民主革命及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体现的解放人类的品格，与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要义背道而驰，建国后实现的人民大团结就是这样被严重破坏的;也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和要求解放的群众运动终于尖锐对立，酿成1976年的“四五”运动。
毛泽东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曾说过“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忘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做出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果断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停止“两个凡是”，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审查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其后更为所有受到错误结论的党员干部与不当对待的群众平反----从而恢复了“八大以后”被封建专制回潮破坏的人民大团结，社会再次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和谐景象。从那时起33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的人民大团结却到了危险时刻，因为有如当年恩格斯描述那样“经济繁荣与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的盗窃”，因为象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这种社会主义不能接受的东西成了中国特色，因为宪法、法律规定的人民权益在许多地方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这次破坏中国人民大团结的是权贵利益集团，也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成果面临被“官僚资本”的回潮吞噬的危险。
然而正是因为这一危险，使改革开放以来因国内外“风波”，“巨变”延宕多时的政治改革条件成熟了：人民要求改革的愿望已化为维权的行动，有如毛泽东当年说的“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这是坚持改革的共产党领导最可信赖的推进社会主义的力量;这一危险促使党内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来为政改冒险犯难、奔走呼号、献计献策”，对当前推行政改的有利形势多所分析，对“风波”，“巨变”多角度作了积极解读。中国又一次处在激动人心的历史巨大进步的关口，需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能够不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实际行动。
当年因为毛泽东对1957年“右派言论”的解读是“向党的猖狂进攻”而不是帮党整风，按敌我矛盾整右派，结果整个改变了“八大”确定的国家航向，导致了文革灾难;本来1956年的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提供了绝好机会，让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思考工人阶级如何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马克思早已指明的问题，可是毛泽东却主要解读为“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把苏联、东欧国家摆脱个人迷信，探求改革的努力批为修正主义，结果是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现在中国的政改似乎面临着和“八大”后类似的状况，即如何分析国内先前的风波，和如何解读苏联、东欧巨变;有赖邓小平的睿智和坚定，也因为前后几届领导人持续的努力，经济改革基本没有停步，而政治改革却因这风波巨变的影响徘徊不前，今天，在历史面临新的巨大进步的关口，重温毛泽东的个人悲剧与文革的教训是有益的。
世界进步得越来越快，中国的政治改革已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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