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正宁县一辆校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一个超载600%的校车，让几十个家庭陷入丧子之痛。
事故发生三天内，政府立即逮捕了事故车所属幼儿园董事长，并将当地相关官员免职。这样的处理方式不可谓不迅速。但问题是，这种处理方式，真的可以根治全国频发的校车安全事故吗？
另一个层面，对于校车事故的解释，无论是事发当地的教育局官员，还是中国教育部，或者是其他政府部门，无不以国家或地方财政困难为借口，以中国特殊国情为托词，将解决学生安全上学的问题描述成比卫星上天还艰巨十倍的任务。
然而，这些解释都掩饰不了一个异常残酷的事实：近几年，因校车事故频发，中国每年有超过1.8万名14岁以下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儿童因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欧洲的2.5倍、美国的2.6倍，而去年校车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了黑煤窑矿工的伤亡总量。以二手车、农用三轮甚至报废车充当校车，校车严重超载已是全国普遍现象，并非庆阳的个别问题。
那么校车预算是不是真的让政府无力承担呢？让我们看一个实例，就在庆阳教育局长喊穷的同时，庆阳市却在耗费1400万巨资建设宏伟的政府办公楼。而中国大陆每年用于养“官车”的费用在上世纪末就已达到3000亿，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其中，仅在去年一年，用于购置公务车的金额已攀升至800亿元，并以平均每年100亿元的速度增长。各地官员们争相购置豪车，今年2月，宁夏财政厅斥资900万元，一次性为自己添置了25辆豪华奥迪A6。
与此同时，和公车消费每年20%的“进步”比起来，中国在教育上的投资却显得那么裹足不前。早在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到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达到4%。然而18年过去了，4%的“宏伟目标”依然还只是目标，不要说远达不到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甚至连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都达不到。
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为安全校车的经费算了一笔账：如果全国有1亿学生需要使用校车，每40人坐一辆校车，每辆校车按照40万元的标准购置，那么相当于购置校车250万辆，总花费1万亿就能完全解决中国所有学生安全上学的问题。如果将这1万亿资金分摊到一个5年计划中，那么每年国家投入2000亿就够了。这个数字远低于目前的公车消费。
巨额的公车消费早已激起民怨，而中国政府也早在1998年就制定了《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希望解决公车滥用的现象。但是一晃13年过去了，公车消费不减反增，公车改革只说不做。即便偶有地方政府改革，也都是在公众关注一阵后便销声匿迹。
一场又一场惨痛的校车事故丝毫没有让官员们反省，去年中共部署的公车使用规定也是形同虚设。该规定要求厅级干部配车标准是排气量2.0升以下，而仅以陕西省人事厅为例，该单位12名厅级领导配车13辆，其中10辆超标，最高达4.5升。更不要说各部（省）级干部根本不理会45万元或者35万元的购车限制，每到官方大型会议，会场外的停车场俨然变成了豪车展。
校车问题表面上看是财力问题，但实际上体现的是社会体制缺陷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在扭曲的社会体制下，社会资源的分配单纯地向权力靠拢，真正需要保护的社会最弱势群体----儿童反而成为受害者。
我们遥记“胡温”政府上台之初，曾着力提倡改善民生，创建公平和谐社会，被人寄予无限希望。然而现在，其任期马上就要过去，社会公平与和谐不仅遥不可及，各种社会危机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至最需要社会关爱的儿童成为扭曲体制和权利资源争夺的牺牲品。面对这种层出不穷、令人泪下的悲惨故事，胡温政府难道就不觉得是一种耻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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