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调查手段真厉害，多么私密的事都能统计出来。网上说，某些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国拥有千万元以上可投资资产的富人中，已经或准备移民的占60%，在拥有亿元以上富人中，这个比例高达74%。数字准确与否关系不大，此事非空穴来风是肯定的。忧国者，开始担心财富外流、羡富者，为他们的“仇富”处境鸣不平。其实，这些人若是真的离开中国，乃民族之幸。
改革开放三十年，突出的特点：一是财富大增分配不公，二是道德滑坡亘古未见。造成这两个现象的功臣，制度与富豪平分秋色，两者有时联成一体哦。遥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民贫穷。邓小平一句：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激动了亿万人心。可是，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市场也要慢慢建立起来。刚刚走出文革的人们，对于风云变幻的路线斗争心有余悸，不免观望、等待。即使有人急待响应党的伟大号召，也不知从何下手。敢于和善于抓住时机、并迅速富了起来的，多半是两类人：干部子弟太子党和刑满释放人员。
文革遗风：凡事需要走后门；开放之初，紧俏物资，“国拨”与“市面”、“价格双轨”。社会资源全由职能部门控制，提货单就是金钱。所以，仓库里的物资配合新的政策、留着供给“计划外”，名正又言顺。知道谁能签发出库单、并能得到出库单的，当然是官员子弟。那时，钢筋、水泥、车皮、彩电、冰箱……的提货单可以直接买卖，货物进入市场之前，价格必然要翻几番。太子党们不但一夜脱贫，而且轻易取得了“创业资本”。加上几十年天时地利人和，怎能不越做越大，掌控各个实体经济和高利润行业-----急速坐大非权钱结合不办。
社会底层，犯有案底的人几乎没有就业的可能。幸而改革已经启动，“给政策不给指标预算”的方针，给徒具一身勇气、惯能见缝插针者，留下唯一的谋生之道是：摆摊，当个体户。他们赚的钱，辛苦又黑心。其中颇有从小做大，成长为民营企业家者。当时社会，公司、帐户制度尚未健全到方便做生意，提现、洗钱要费些手脚。社会风气于焉改变，以往井水河水互不相犯的干部子弟与胡同串子，从此把酒言欢，合作愉快。
在这样的起点和社会基础上，致富的机会越来越多、获利的数额越来越大：乡镇企业+搞活流通，引进外商+合资合作，土地批文+楼盘开发，国企改制+个人承包……，造就了一个富裕阶层。细看他们的行为方式、发家历史，经营理念、运行技巧大半不能匹配其发家速度和财富规模。如果不怕查账查税、没有权钱交易、不曾知法犯法，不仅不可能如此暴富，也不必离开故乡熟土这“快乐的地狱”，去什么“寂寞的天堂”做二等公民吧？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又说：狡兔三窟、有备无患。分别用于不同的目的与时段，构成完整的人生。当代中国三十年，十亿人民九亿商，哪个不急红了眼睛要脱贫致富？在无情而又激烈的竞争中，无非常手段碍难脱颖而出。然而，这个过程，留下了多少隐秘与恩仇，一旦被人追究，势必前功尽弃，或恐吃不了兜着走呢。什么善后自保之法都不如：三十六计之走为上着！
至于资金外流，看似有限，其席卷而去的不过是些浮财：土地动不了、工厂设备搬不走，其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主要部分，只能留守。跟随他们的，是违法乱纪的习惯、巧取豪夺的做法、灯红酒绿的作风。正是这些成功的富裕人士之腐蚀拉拢、敛财炫富、声色犬马，败坏了中国的社会风气，引领道德伦理走向深渊。他们要走，礼送出境。虽然此举有点以邻为壑，好在先进、富裕的民主国家法治比较健全，或可制约他们的行为，不致移风异俗祸水漫延。当然，我们也就不能指望这样的人，在海外维护中国形象乃至为国增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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