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密会组头风波发生后，马英九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做了两件对的事情，一件错的事情。对的事情包括：他在最短时间内就坦承与陈盈助见过两次面，以及他决定不控告媒体；错的事情却是他以个人名义控告民进党与其发言人。
马英九如果不坦承与陈盈助见过面，就是说谎，媒体若继续爆料证实他在说谎，他将吃不了兜著走，坦白从宽反而表明他不心虚。至于不对媒体兴讼，则更是民主国家领导人应有之作为，否则总统状告媒体势将变成国际笑柄。
台湾媒体一向是政治人物兴讼的对象，政治人物每见对其不利之报导，先是扬言保留法律追诉权，继之威吓媒体道歉，若媒体不从，则公堂相见；在全世界民主国家中，政治人物控告媒体的案件之多，台湾绝对名列榜首；民进党执政期间，更创下总统控告名嘴，以及副总统控告媒体的先例。
但在真正民主国家，政治人物却极少控告媒体，国家领导人控告媒体更几乎闻所未闻。甘迺迪打败尼克森那场选举，虽然媒体影射是黑手党替小甘作票，但甘迺迪未告媒体；尼克森被水门丑闻报导纠缠两年多后下台，他未告媒体；卡特被媒体指称窃听雷根夫妇，他未告媒体；雷根与老布希被媒体报导是伊朗军售丑闻的幕后黑手，他们未告媒体；柯林顿与希拉蕊被报导在白水案中非法图利他人，他们未告媒体；小布希被媒体指涉隐瞒九一一真相，他未告媒体；欧巴马被右派媒体指控是非美国人、未出柜穆斯林与法西斯主义者，他也未控告过媒体。
总统或政治人物不对媒体兴讼，不但是对宪法体制中第四权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尤其是总统，他们不同于有冤无处诉的升斗小民，他们手上有麦克风，随时可说明可澄清可辩驳，而且法院并不尽然就是发掘真相之所在，一场记者会的效果可能更胜于一场官司。
马英九决定不告媒体，虽然表现出他对新闻自由的尊重，但他状告反对党却创下民主国家罕见先例，也暴露出他对言论自由，尤其是选举言论，以及反对党的角色功能，其实仍然缺乏应有的瞭解。
反对党与媒体一样同属宪政机制的一部分，在监督执政者这项角色上，媒体是永远的反对派，反对党更是以反对为目的，如果反对党事事反对、时时反对或者为反对而反对，其对错是非虽然可受舆论公评，但如果总统对反对党的反对言论兴讼，其严重性与总统控告媒体一样，都将引发宪政争议。
马英九提告的理由是：民进党未经查证也未提证据，意图造成选民对他的负面看法；但他对民进党的这些言行，已在多次记者会中公开举证澄清并且驳斥，民进党虽未依他要求道歉，但他是现任总统，又素以清廉形象著称，如果他在记者会中都无法说服选民还他清白，而必须诉诸司法作最后仲裁，那就表示他未能发挥总统特有的说服权力。
更何况，总统因反对党选举言论而兴讼，也绝非民主常态。选举言论是选举攻防的武器，既属攻防，尤其是攻击性言论，当然都是负面言论，指控有之，抹黑丑化有之，捕风捉影、穿凿附会更不在话下。然而，这些选举言论即使再怎麽恶质不堪，但依民主竞选常规，它可受舆论谴责，却不应受法律制裁。
总统与庶民无异，有其爱憎喜怒，但总统的宪政身分却又让他不同于庶民，庶民可以闻抹黑则提告，但总统却必须忍庶民之所不能忍，能不告则不告，尤其是对以反对为天职的反对党选举言论，更不能以诉讼作为攻防武器；马英九必须瞭解：总统兴讼，不管他告的对象是媒体、反对党或任何人，都不是法律问题，而是宪政问题。
当然，民进党挑衅马英九提告在前，却又谴责他不应控告反对党在后，以及蔡英文对媒体质问民进党也收取组头献金时的回答「我不需回应每一个问题」，也同样必须受到谴责；这样的反对党即使打赢了选战，又让人有何期待可言？蔡英文的所谓改变选举文化，更是不知何所云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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