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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已经成了“董建华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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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几天本地政坛实在热闹非常,挺唐、挺梁的声音此起彼伏。这边厢,喜剧巨星周星驰先生以「选特首不是选男友」为唐英年先生的感情缺失辩护,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先生更以好的舵手称颂唐先生的领导能力。那边厢,梁振英先生利用宣布参选的时机来个大「晒冷」,把自己的重量级支持者一一请到台前,让市民知道他不是孤家寡人,而是有班底、有团队、有政经名人撑场的。

梁先生支持者的份量如何,跟唐营相比是过之还是不及大可让市民及社会自行判断。但从整个组合来看,梁先生的团队及支持者充满了前特首董建华的影子,充满董班子回朝的味道。梁先生本人固然高调的说董先生对他关爱有加,罗康瑞、锺逸杰等同样是董的忠实支持者。不能不提的还有梁先生的竞选办主任罗范椒芬女士,她是董的第一位特首办主任,协助他顺利过渡接掌政权:后来她更成为董特首手下的红人,主力推动教育改革。这样一个充满董建华色彩的班子再加上梁振英不断把改革、变革挂在口边,难免让人感到梁先生在施政上可能来个「否定之否定」,批判否定曾特首过去七年的思维及做法,重拾董特首「有为」的路线。

曾特首只想「做好呢份工」,见步行步的保守谨慎做法也许真的让不少人感到不耐烦,感到社会有点停滞不前。前特首董建华先生急于求变,急于求成,搞出一堆假大空计划与空头支票更是让市民失望、失落,更是让社会、经济付出沉重的代价。假若来一个「董建华二世」,再来一以长官意志凌驾客观现实与民意的「大有为政府」,香港吃的苦头只怕要比回归头几年还要多。不管是梁先生或唐先生都需要三思。

事实上香港过去几十年来的成功及繁荣都不是长官意志的产物,都不是大有为政府的结果,而是企业、市民善用市场机遇取得的成就。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让本地厂商可以扩大生产规模,让本地经济逐步向服务业转型升级。落实这些转变,推动产业转轨转型的不是港英政府,不是甚么高瞻远瞩的官僚,而是大大小小的厂商、管理人、投资者。九十年代中香港开始成为区域以至国际金融中心,靠的不是政府的甚么十年计划或甚么补贴或甚么特殊资助,而是尽力保持低税制、资讯自由流通及法治,让各国金融机构包括外国及内地都能安心在香港开展业务,不用担心吃政治或政策的亏。

即使回归后特区政府推动 CEPA及自由行,政府的角色也不过是打通内地的不合理关卡及束缚,也不过是增进中港两地在人才、资金上的双向交流,并不涉及扶持甚么行业或撑起甚么产业,企业及市民仍需要靠本身的力量把握机会,承担风险。

另一方面,当年董特首的雄图大计要不是成为空中楼阁就是烂尾收场,有的更令香港元气大伤。中药港、鲜花港这样的计划就连影儿也看不见,数码港最瞩目耀眼的不是甚么科技产业,而是制造一个又一个千万富翁的豪宅项目「贝沙湾」。至于八万五建屋大计更让很多市民、业主闻楼色变,痛心欲绝。种种惨痛的经验说明,「大有为政府」往往多做多错,大有为施政策略更是凶险重重,随时令香港车毁人亡,谁都不要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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