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官场贪腐，吏治败坏已经像癌症一样，自最高层级成亿的贪污到最低层的村官的鱼肉百姓，从政商界行贿受贿成常规一直到向来被视为清流的学术教育界有钱便捞的丑态，几可谓无处不腐，罕有不贪的。社会纲常社会风气已经坏到民怨沸腾百姓切齿的地步。实际上，中共最高当局再不痛下决心厉行国家法制，严整颓败的吏治，中国的崛起只能是一场秋梦而为天下笑，相反，社会大崩溃则永远是悬在中华民族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荡涤社会贪腐和扫除贪官污吏，向来只有两条道路，第一，自下而上；如啸聚梁山水浒的黑旋风李逵，赤条条抡起板斧不分青红皂白挨个砍去；第二，从上至下，由雄才大略的君主指挥，任用一班酷吏，彻底清理藏污纳垢的官场。当年六四前夕，传说邓小平下决心“平乱”时有言：死二十万人，保中国二十年平安。如今，不杀掉二十万贪官，恐怕中国挨不过二十年的平安岁月了。
中国向来有自下而上的革命传统，数千年的专制统治，最后往往是积重难返，而遭到民众的大起义推翻，滔滔洪流，冲毁一切；连天野火，玉石俱焚。中华民族虽然拥有极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在废墟堆里重建文明社会，但这种代价毕竟太大，而且，遭受损失的，永远是最广大的平民百姓。
从上到下的系统自清，虽然没有人民革命来得猛烈和痛快，但只要得法执法，有天时地利人和相助，对社会的破坏要小得多，百姓遭受的痛苦也少得多，尤其是，最得益的，其实还是国家社会体制的执行者：国家官吏。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而没有严格执法，法制只是虚设。战国七雄，秦最后统一天下，起点就是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而商鞅变法的起点，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严肃法纪。
酷吏之词，起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酷吏者，乃严酷执法者。汉代沿袭秦朝法家传统，执法严厉。有功即赏，有罪立罚，不论皇亲国戚，功臣王侯。司马迁虽然因触怒汉武帝下狱受刑，忧愤郁结中写出不朽巨著《史记》但在酷吏列传中，却对汉代的执法者表示了相当程度上的尊重。因为他们虽然执法不乏残暴，但对国家忠心耿耿，不畏强权，“据法守正”，“禁奸止邪”尤其是对滥权赃法的高官和鱼肉乡里的豪强，他们打击尤为激烈。更重要的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立身严正，清廉无私，死后家无余财，堪称历史上为官的典范。
汉代著名酷吏郅都“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他可以把汉景帝犯法的弟弟关进监狱逼死，全不顾己身的利害。酷吏义纵为首都市长（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连皇太后外孙的儿子都敢杀。杜周为司法部长（廷尉），抓捕犯罪的省长级高官（二千石）上百人，至于下面触法的县市级官员更高达数千。正是这些酷吏以法律的名义大开杀戒，清除国家肌体上的毒瘤疽痈，保证国家机器的健康运行，才使得汉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辉煌时代，同时也成就了汉民族数千年而不坠的名声。
西汉王朝自汉高祖刘邦开国，经惠帝和文帝，传承到汉景帝和汉武帝，国家数十年的和平发展，皇亲国戚和富二代富三代已经在各地形成大大小小的势力集团，他们不仅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且也危及到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施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雄才大略的汉景和汉武两帝严厉执法，任用酷吏狠狠打击地方势力和贪腐官僚。没有这种廓清吏治，扫阴霾于海内的努力，很难想象汉武帝后来能够动员国家资源和兵力，与已经逼到边境跟前的匈奴进行长期决战，开拓出中华民族广阔的生存空间。
孔子在指责国家的执政者时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舆？”伤害人民的猛兽恣意妄为，国家的财富遭到破坏，这是谁的责任？难道不是国家执政者的失职吗？既然已经失职，那就必须纠偏，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无以矫枉。任用酷吏执法，杀一儆百是不够的，有一就要杀一，有一百就须杀一百。中华民族在崛起的关口，但也面临万丈深渊，是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流芳百世，还是做导致中华民族一蹶不振的罪人而遗臭万年？意志和决心，正考验着中国现在和即将执政的最高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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