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正宁发生特大校车事故9天后，今年11月25日，中国援助马其顿23辆校车的事情不胫而走，立刻在民间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弹。对此，已经引退的中国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出来灭火，但这位在国际舞台上举重若轻长袖善舞的长青树却引来一片声讨，他的“弱国心态论”让这一事件再起波澜。事实上，在公民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吴建民的说辞不仅不能灭火，反而会起到浇油的效果。
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国家的描述总离不开两个词：“万恶”和“积贫积弱”。当前者出现时，后面的事情大体与过去的统治者和官僚体系有关;而后者出现时，就要强调夺权的合法性了。其实，建国以来的前三十年，民生凋敝的国势借助精神疗法和政治高压得以维持;而后三十年却用保增长来掩饰权贵的掠夺和社会不公，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因此，绝大部分中国民众一直是孱弱的，他们从没有摆脱过“弱势心态”的阴影。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对这个已然是世界老二的经济体不以为然，他们在“发展为了人民”的口号中窘迫地生存着，一不注意就会被抛向社会的底层。
不知道是否故意，吴建民先生把国民的“弱势心态”解读为“弱国心态”。事实上，国家在他们的心目中确实是强大了：有开不完的盛会布不完的展馆，射不完的火箭造不完的舰船，就连小小的红河州造个衙门，他们还可怜惜惜地说“总共才花4亿多”，据说为国家节省了10多亿元。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活着，见多识广的吴先生怎么能说我们国民有“弱国心态”呢，莫不是年老糊涂了?
不可否认，中国人确实有“弱势心态”，他们越来越感受到，随着国家强大起来的是权贵集团。在一个国家中，财富本来就是此消彼长的东西，你拿走了鸡肉我只能分到鸡肋。但从他的一句话中，我窥出了他的逻辑。他对中国的慷慨进行了如此类比：“我小的时候，家里也不富裕，但是妈妈看到人家比我们还困难，就慷慨解囊。我们看到妈妈这样做，觉得妈妈了不起。”由此看来，吴先生把国民的“弱势心态”解读为“弱国心态”，缘于他的“家国情怀”，而“家国情怀”产生的社会基础则是“家国一体”的政治生态。至此我幡然悟懂了吴先生的良苦用心，原来他的话语体系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循着这个思路我也就读懂了他的语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代中国是以伦理秩序为基础形成的家国同构的政治管理结构，家是国的浓缩,国是家的放大。君主是一家之长，各级官员是家丁，芸芸众生则为家奴。屈原向来被人们认为是家国情怀最浓厚的爱国者，有诗云“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但他爱的当然是“家国”，他的爱国不过是爱国君和爱奴婢的统一。而按照现代政治伦理，国家本为公器，我们的爱国就要“与时俱进”，爱人民才是应该爱的源头。而我们的各级官员也不是家丁和国君，他们在现代政治伦理秩序中是公仆，人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和执政基础，当我们的孩子们无校车可座，尤其是在发生特大校车事故时，却大张旗鼓地去支援一个比我们富得多的国家，这是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情。
对外援助是外交的重要方面，作为一已经逐步融入世界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援助不仅应该而且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与各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同时，国际援助也是相互的，对此，吴建民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果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大家都不愿意跟你来往。国家跟人一样，你一个自私的人，大家都防着你。”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在进行对外援助时不顾自己的条件，一味的装大方意气用事，就会让人感觉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嫌疑。
事实上，就中国目前“三公”费用已达天文数字的现实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唯独对校车问题置之不理，这与我们在国际上自诩的“负责任大国”是极不相称的。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提交了一份《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他收到有关部门回复是政府无力承担校车巨大的财政支出。据说，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元的预算，且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元。教育部最后的结论是，4500亿元的费用由政府埋单数额太大。正是这个原因，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才在民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而吴建民饱含“家国情怀”来为这一事件灭火，也让人们重新对中国对外援助行为进行了重新的审视。
陈独秀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尽管他的说法值得商榷，但其所谓的“天下观念”在今天的社会中也没有消失，它不仅表现在外交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内政上，这自然和体制有关系。只有我们的对外援助摆脱了“天下观念”后，才能摆脱频遭质疑的尴尬境地。
做为外交的重要方面，对外援助是不可或缺的。但外交不是家事，官员不是家长。对外援助绝不应该随性而为，要体现出人民的意愿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可以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对外援助法》，逐步将其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只有如此，人民才不在做了“冤大头”后将自己比做家奴，政府也在履职尽责后避免了尴尬和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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