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学出“红旗渠”，大寨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在这场艰苦的灾后重建中，一位大寨少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她叫郭凤莲。她和村里的少女们一道，以超乎常人想象的干劲和毅力，承担起了和汉子们一样繁重的体力劳动，村民们把这批少女称为“铁姑娘队”。1964年，不满18岁的郭凤莲成为大寨“铁姑娘队”队长。
经历过“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如何提高“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已成为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大寨人却凭着一股实干苦干精神，粮食连续10年增长。
而学大寨能否有成效、有多大成效，主要取决于“学什么”和“怎么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中，不乏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有的看见大寨粮食产量高，回乡后就片面强调粮食增产，而置经济作物于不顾；有的见大寨开山垦田，回乡后不顾实际条件刻板模仿，结果严重破坏了林业资源；甚至有来自平原地带的参观者觉得大寨的梯田很壮观，回乡后想号召乡亲们模仿。
随着小岗村的声名鹊起，各种不同声音也随之出现，大寨开始变得门庭冷落。1980年9月，郭凤莲眼含热泪，奉命调离大寨，被安排进了工人队伍工作。同年11月，中共中央83号文件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报告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此时，包产到户已如一阵久旱后的甘露，润泽着神州大地的几乎每一个角落。而大寨人，却仍在黄土高坡农民倔强性格的支配下，在旧日的辉煌梦中沉睡不愿醒。
1992年春，小平南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句句通俗易懂、但含义深刻的格言不断地敲打着郭凤莲的神经。不久，她和宋立英第一次去到了上海，在上海，她们第一次尝到了咖啡，第一次接触到了卡拉OK。郭凤莲还拿着麦克风唱了一曲她曾在虎头山的田间地头唱过无数遍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长了见识的郭凤莲踌躇满志地向宋立英立下了自己的新志向：要让大寨有朝一日成为“百万元”村。
如今的大寨，年产值早已破亿元，比三十年前增长了六百多倍，大幅超额完成了郭凤莲当初在上海那个不眠之夜立下的“百万元村”的志向。
郭凤莲说:“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都要否定。好的要坚持。”在村民们看来，大寨已经找到了一条超越过往历史局限性的新路子，一条集体与个人相统一的新路子。
村民们的日子好过了，郭凤莲却不无忧虑：“大寨精神就那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有些村民失去了当年的创业激情。有些年轻人不想到外面闯荡，他们宁可坐在家里开个小饭馆、卖点纪念品，小富即安。大寨精神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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