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概念进入大陆之后，“轴心时代”这个题目就成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显学”之一。如果不从字面说，而是从内涵说，中国先已有了类似思想。也许是受余英时影响，朱鲁子先生认为“闻一多先生可能是我国最早明确意识到轴心时代现象的学者”，依据是闻一多1943年《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其实，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已经有很明确描述，他在比较了中国春秋战国思想与同时期的希腊、印度后说：“此前后一千年间，实为全地球有生以来空前绝后之盛运。兹三土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辽远，人种之差别如此其淆异，而其菁英之磅礴发泄，如铜山崩而洛钟应，伶伦吹而凤凰鸣。于戏！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论。要之此诸贤者，同时以精神相结构、相补助、相战驳于一世界遥遥万里之间，既壮既剧，既热既切。”在差不多同时的严复撰写《天演论》案语中，也有这样思想：“世运之说，岂不然哉！合全地而论之，民智未开，莫盛于春秋战国之际。中土则孔、墨、老、庄、孟、荀，以及战国诸子，尚论者或谓其皆有圣人之才。而泰西则有希腊诸智者，印度则有佛。……当其时一经两海，崇山大漠，舟车不通，则又不可以寻常风气论也。呜呼，岂偶然哉！”
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的表述是在他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类似思想闻一多比他早，梁启超、严复更是早了半个世纪左右。我以为，中国的类似思想如果进一步发掘，在时间上可能更早，甚至上溯到西学流入较多了的明朝晚期也未必。为什么呢？东西方的交流虽然古来有之，但真正的第一波集中的大交流源于大航海，由大航海而兴起欧洲的远洋贸易和殖民，葡萄牙、荷兰的势力强劲进入到了中国、东南亚、东北亚。在这过程中，以宗教、文化传播为职责的传教士也随之跟进，东部亚洲的国家和民族第一次面临着了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对西方文化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自古不拒绝外来文化的中国人走在了前面，中国知识分子以徐光启为代表，马上采取了积极学习的态度。徐光启历任历书纂修官、河南道御史、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兼殿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等政府要职，精儒学，通天文、历算，但他显然意识到了中国学术思想较之西方已经有了落后，不仅在军事上主张铸造更先进的红夷炮，而且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学习西方文化，甚至加入了天主教。中西文化的这次碰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自己、西天印度的文明外，还有一个优秀的红夷文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不得不对此进行深思，这种深思表现在承认徐光启的大儒地位上。因此，明末知识分子对世界不同文明进行思考，应该是自然的。
随着满清对明朝的取代，徐光启的道路也随之中断。日本虽然省悟较晚，但18世纪中叶兴起兰学，终于走到愚昧化了的中国前面。日本江户幕府跟满清一样是闭关锁国，但日本知识分子却清醒意识到了从中国学去的老黄历已经落后，启动了用西学改造乃至取代经学的运动。中国史学界长期把日本在甲午战争击败中国的根源归结为明治维新，也即归结为日本实现了变法，而中国没有进行变法，这是非常肤浅的。明治维新是1868年，甲午战争是1894年，期间仅仅26年，26年而能使小国日本击败大国满清？变法真能如此神效？康有为等人正因为这样肤浅认识，才急躁进行变法，而不只是缺乏政治、行政经验的问题。之后的中国人也是这样认识，所以便把一切都归结到变法上，归结到革命上，以为一实现变法或革命，便会有神奇的功效，中国社会就可以迅猛进展，马上实现富强。
文艺复兴启端于13世纪末，经过200年左右地理大发现，之后有了荷兰、英国等的兴起。18世纪启蒙运动，1789年法国大革命，欧洲大陆在经历了惨烈的血与火后终于整体兴起。从表面看，英国的兴起是地理大发现的刺激，是自己进行革命的结果，但是，没有文艺复兴，人的知识和思想没有进步，怎么会有地理大发现呢？有了文艺复兴，也才有了启蒙运动，也才会有法国大革命。从文艺复兴启端到欧洲整体兴起，整整经历了500年左右。从启蒙运动出现，到欧洲整体兴起，经历了100年左右。日本的兴起，明治维新是个契机和运动，更深刻的基础是已经有了100年的兰学。工农业是由人搞的，商业是由人交易的，战争是由人比拼的，变法、革命的主体是人，变法、革命之后的建设是人，一切皆由人为。全世界的人都有做事的手，但头脑和技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知识、审美、道德、技能，所可为、所能为便会不同。一个国家、民族的强盛，诚然要有变法、革命之类的契机，但前提是人，其更深刻的基础在思想、在学术、在科技、在文艺、在教育、在言论。鲁迅在新文化群体中的特殊，是看到了“立人”。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说，当下的专制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其专制并不杜绝学术思想之研究和创造，并不杜绝言论之传播，故而有革命和变法便强盛。真正灾难性的专制，是在于杜绝学术思想之研究和创造，杜绝言论之传播。虽然早于雅斯贝尔斯有了“轴心时代”思想，但中国学界并没有将这一思想进行发挥。“轴心时代”概念传入，刺激出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兴奋，无论海内外，华人学者都积极投入了讨论。是否存在“轴心时代”？它是表象还是实质？它的外延、内涵到底是什么？它的同步形成机制在哪里？在“轴心时代”范畴本身层面上的讨论并不多，基本是简单接受了这一范畴。其实，虽然雅斯贝尔斯放弃欧洲中心论，但这只是“轴心时代”理论的表象，其内核依然是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因素的。雅斯贝尔斯非常武断地否定了古埃及、古代西亚的地位，提升和篡改了古希腊文明在世界文明生长图中的位置。古希腊文明并不是如古埃及、古代西亚、古代中国这样原生的文明，而是古埃及、古西亚派生、交汇出的一种新型文明，彼此并不在同一个历史逻辑平面上。梁启超没有轻易延伸发挥自己的“磅礴发泄论”，是谨慎恰当的。雅斯贝尔斯自己只是把“轴心时代”限制为一个经验猜想范畴，而不是一个理性演绎范畴。这个范畴在本质上对欧洲中心主义无损毫发，只是较之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更有了包容性，但在表象上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强劲的兴奋剂，意味着西方思想界从正面承认了中国中心的存在。但是，早在启蒙运动时候，中国作为东方世界的中心就已经被承认，儒家思想是伏尔泰等人重要的思想养分，即使黑格尔等人的否定性批评，前提也还是承认中国作为古代远东世界中心这一事实的。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表象是将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并列，由于古印度文明的中断，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现实地并列，暗合了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的“崛起”意识。所以，“轴心时代”并没有给中国学术思想界带来更多东西，而主要是带来激情，学术本身的主流不过仍然是传统经学的延伸，局限于对诸子思想进行阐释，只是这种阐释戴上了一顶“轴心时代”的新潮帽子。
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如何对古代进行求证，而是在于将来：“一种能涵盖人类事务整体的历史观肯定将在未来出现。”
但是，这需要进行新思想的创造，而在这一点上，雅斯贝尔斯终于露出了他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尾巴：“这就是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基督教世界观的认识。”中国传统经学无论如何阐释，是无法从精神层面与“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基督教世界观”相比肩的。朱鲁子先生意识到了进行创造的意义，试图从哲学层面有所作为，尝试从人生哲学角度进行突破。关于人生的思想是神学精神获得世俗基础的必要台阶之一，朱鲁子先生抓到了这样一个要点，但是，他所使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终究还是欧洲-西方的。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会消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可能加剧不同文化传统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因此，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的讨论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文化的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战争，将影响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命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相继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逐渐随之消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目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潮流：某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从维护自身利益或传统习惯出发，企图把反映他们继续统治世界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仍然在坚持“西方中心论”；与此同时，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和国家，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一种返本寻根、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回归民族文化传统的部落主义。如何使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并得以消解，实是当前须要引起重视的一大问题。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民族、各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少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互相影响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为前提，批判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人们应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当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多元的新格局。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4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二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文化多元的发展。
从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看，将会出现一个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很可能形成若干个重要的文化区：欧美文化区、东亚文化区、南亚文化区和中东与北非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以及以色列和散在各地的犹太文化等等。这几种有着长久历史的大的文化潮流将会成为主要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发展与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那个“轴心时代”会有很大的不同。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三点不同：
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联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原先的“轴心时代”的几种文化在初创时虽无互相间的影响，但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却都在不断的吸收其他文化，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说到西方文化的发展，他说：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到17、18世纪西方又曾吸收过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它能不断的吸收不同文化的某些因素，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同样中国文化也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诸多方面的发展。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发扬光大，并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而且在朝鲜和日本又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而形成有特色的佛教。近代中国文化又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地吸收西方文化，更新自己的文化。回顾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各种流派都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或仍然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显然，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影响构成了今日人类社会的文化宝库。
新的“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必将是沿着这种已经形成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吸收的势态向前发展。因此，各种文化必将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得到发展的。这就和两千多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文化有着鲜明的不同。
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由于世界联成一片，每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此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会大大地发展起来。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看，也就是说从“他者”看，也许会更全面的认识这种文化的特点。因而当前跨文化研究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热门。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文化逐渐为中外广大学术界所接受，并为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各个学科之间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今日科学的已大大不同于西方十八世纪那时的情况了，当前科学已打破原先的分科状况，发展出来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但正因为如此，原来的学科划分越来越模糊了，本来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化学就是化学，现在既有物理化学，又有化学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之间原有的界限被打破了。不仅如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因此就目前情况看，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渗透的情况。我们可以预见，在二十一世纪哪种传统文化最能自觉地推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整合，它将会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二十一世纪的新“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世纪，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世纪，这大大不同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那个“轴心时代”了。
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正因为当今的社会发展比古代快得多，思想的更替日新月异，并且是在各种文化和各个学科互相影响中发展着，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因此就没有可能出现“独来独往”的大思想家。由于当今思想面对的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而是要面对全世界，它就不可能不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某些因素，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真正有成就的思想家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一、二百年来各种思潮不断变换，其各领风骚最多也就是几十年，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有那种思想能把西方流行的众多派别整合起来。在中国，百多年来基本上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是在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多元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各种学说、各种流派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处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没有能如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那样，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基础上形成现代的新的中国文化。但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分野越来越明显，逐渐形成了若干学术小团体，这些学术小团体大概都只是“一家之言”，能领导思想界的权威还没有出现。展望二十一世纪，在不久将来也许会出现适应中国现代社会要求的不同学术派别，但大概也不会产生一统天下思想体系。这就是说，无论中外，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不断变换，大概都不可能出现象柏拉图、孔子、释迦牟尼等等那样代表着一种文化传统的伟大思想家。那种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众多的思想群体的合力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多元文化所要求的。与这种情况相联系，我认为也许和当前精文化向大众文化转移不无关系。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传统的慢节奏的精英文化已不适应人们感情和精神的需求，因此，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出趋向大众化，哲学自然也不能例外。因而为满足人们这种快节奏的感情和精神上的需要，哲学问题也逐渐趋向简明和通俗。我想，这也是不会出现象已影响人类文化两千多年，今后仍然会长期发生影响的孔子、老子、柏拉图、释迦牟尼等“圣人”的原因之一吧！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的哲学也许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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