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 捕捉战机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困守台湾一隅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羽翼庇护之下，又做起“反攻大陆”的美梦。到1958年夏天，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的军队已多达10万人，占台湾地面部队总数的1/3，并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加强了对大陆的骚扰。1958年7月15日，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出兵入侵黎巴嫩。同日，美国宣布它在远东地区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以蒋介石为首的台湾当局以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大喜过望，于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
面对美蒋的严重挑衅，毛泽东以“中东危机”为契机，作出了炮击金门的战略决策。7月18日晚，毛泽东紧急召集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以及海军司令萧劲光、空军司令刘亚楼等人开会，布置炮击金门的任务。毛泽东说，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美斗争，不仅道义上要声援，而且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对帝国主义也有牵制作用。毛泽东明确指示：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毛泽东还“钦点”已经脱下军装、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叶飞上将具体指挥这次空前规模的炮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要求空军在7月27日进入福建。随后，空军完成紧急战斗转场，进入福建前线与国民党空军作战，夺取了福建上空的制空权；海军舰队和炮兵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指定位置。但原定于7月25日开始的炮击却因毛泽东改变主意被推迟了，以后又几经变动。原来，毛泽东是在精心捕捉最佳战机。7月27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和刚接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时指出，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待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况且中东问题的解决要有时间。
正当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台湾海峡的军事斗争问题时，福建前线炮兵在毛泽东“不打无把握之战”战略思想指导下，于8月上旬完成了集结和展开，全部进入阵地。整个炮兵阵地呈半弧状，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长达30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处在解放军的远程炮火射程之内。一切作战准备就绪，只等党中央、毛泽东一声令下，便可进行炮击。
8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对金门的炮击，其方针是八个字：“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办法是只打金门，不打台湾。毛泽东并不想由炮击金门引发中美之战，也尽量避免与美国人直接交锋。他后来说：“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那我还是暂时不去。”
直接指挥 随机应变
8月20日，毛泽东下了最后的决心：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实施突然猛烈的打击。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见福建前线指挥员叶飞。叶飞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炮兵数量、部署，以及实施突袭的打法。毛泽东听完，突然发问：“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由于当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军的营一级，叶飞表示：无法避免。毛泽东沉默了，他十分重视中美关系。但他决心已定，炮击金门宛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8月22日，毛泽东对彭德怀、叶飞等人说：“照你们的计划打。”
同时，他指示，炮击金门，但不打马祖，而只是把金门孤立起来，炮击一段时间后，对方可能会从金门、马祖撤兵，或无法撤兵而作最后挣扎，到时候是否考虑登岛作战，“走一步，看一步”，视情况而定。之后，毛泽东要叶飞留在北戴河参与指挥。为此，开通了一条从福建前线通往叶飞在北戴河住处的专用电话线，以便叶飞与前线之间紧密联系，叶飞再将情况随时转报给毛泽东。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8月23日傍晚，解放军万炮齐发，猛轰金门，其火力之猛烈，为二战以来之最。顷刻间，金门陷入浓烟烈火之中。蒋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在毛泽东看来，这次炮击属“火力侦察”性质。他说，打炮的目的不是要侦察蒋介石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果然，金门炮声大大震动了美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以为中共要解放台湾，下令将地中〖JP2〗海的第六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七舰队会合。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远东，中东形势由此缓和。
美国虽然向台湾海峡调动军舰，却又害怕与中共真刀真枪作战，因而对台湾当局的“协防”金马要求拒绝明确表态。鉴于美国军舰直接参与对国民党台湾金马补给护航，毛泽东意识到领海权问题可以同美国做一做文章。为此，他专门召开了一次国际法专家会议，讨论将中国大陆领海线从3海里扩大到12海里，以迫使美国军舰不敢靠近属于中国领海的金门岛。虽然与会专家大都仍拘泥于西方通行的国际法，主张中国也要实行3海里的领海线，以避免战争的危险，但毛泽东最后拍板确定：中国的领海线为12海里。9月3日夜，毛泽东突然提出，福建前线自9月4日起停止炮击3天。9月4日，持续整整10天的炮火骤然熄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线为12海里。一时举世皆惊，反响强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马上发表“新港声明”，对中国施以武力威胁，扬言要使用原子弹。
面对美国的战争讹诈和咄咄逼人的态势，毛泽东基于亚洲和远东形势的考虑，决定避其锋芒。9月8日，毛泽东在接到叶飞关于9月7日美海军舰只为国民党海军运输舰队护航的报告之后，指示，照打不误，但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首先向我开火，没有命令不许还击。8日、11日、13日，解放军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对美军护航的蒋军运输舰队进行连续大规模炮击，予以重创。而美国军舰在解放军开炮之初，便弃蒋舰于不顾，脚底抹油，逃之夭夭。
打打停停 出奇制胜
通过炮打美军护航的蒋军运输舰队，毛泽东摸清了美国的底牌。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即“边打边谈”：一方面继续对金门开炮，另一方面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在金门的隆隆炮声中进行。会谈过程中，美国决策者眼看玩弄“和谈”阴谋不成，武力恫吓又告失败，遂开始调整对台政策。9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如果中共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出金、马。这个以放弃金门、马祖换取美国长期占据台湾的合法地位、制造“两个中国”的谈话，遭到海峡两岸的同声谴责。10月1日，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从金、马撤军，并说，他的“政府”没有任何义务遵守杜勒斯的声明。至此，美蒋矛盾公开化了。
杜勒斯的谈话及美蒋矛盾的公开化，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和密切关注。
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继续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利用美蒋矛盾，“联蒋抵美”，以捍卫中国主权，实现海峡两岸统一。毛泽东说，金、马收回就执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线，还是留在蒋介石手上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
10月5日，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指挥部：10月6、7两日暂停炮击。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作出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新决策。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并将原定的暂停炮击两天延长为7天。10月13日，国防部再次发布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宣布对金门的炮击再停两周，强调这是为对付美国人的，美国人不得在金门海域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由于美蒋矛盾加深，杜勒斯于10月21日飞抵台湾，以协调双方关系。10月20日，当杜勒斯赴台途中，毛泽东有意恢复了对金门、马祖的炮击。这一行动，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增加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借以继续在金、马驻军，从而使杜勒斯企图以抛出金、马换取冻结台湾局势的计划再度落空。
10月25日，毛泽东又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此后我军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但仍以没有美国军舰护航为条件。同时宣告：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帝国主义必须从中国领土上撤出去。为了扩大美蒋矛盾，表示金门并未“停火”，同时使蒋介石得到拒绝从金、马减少驻军的口实，毛泽东又下令解放军于11月3日、5日对金门进行比较猛烈的炮击。到1959年1月7日，解放军炮兵再次集中重炮猛轰金门，以惩罚蒋军对大陆滥施炮火的罪行，这成为金门地区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炮战。之后，中央军委于1月9日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今后单日不一定都打炮。”至此，金门炮战正式结束。
通过金门炮战，中国政府惩罚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台湾当局，收到了“整家法”的预期效果；同时粉碎了美国妄想霸占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金门炮战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了完整的对台政策。我们说西方是法制社会，是以法治国，这没有错，但以法治国并不等于没有其他的治国方式与其共存，任何单一的治国方式，都有问题，单一的以法治国也有问题。中国古代的秦国就是以法治国的模范，法家治国，就是以法治国，但是后来中国的历史和朝代，并没有选择秦国的模式，而是选择了法家儒家共存的模式，也就是以礼治国，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共存的模式。
西方也是如此，西方治国的主体是以法治国，但西方也有以礼治国和以德治国，甚至还有以战治国。这些治国方式，都是相辅相成的。笔者以前已经叙述了美国的以礼治国的方式（见《礼教之美国》），还叙述了西方的以战治国的方式（见《西方的以战治国：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里要说的就是西方的以德治国的方式：好品德也能赚钱。
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赚钱的问题，那么，赚钱和品德如何可以挂上钩呢？而且，就世界历史来说，一般都是，一个人变坏了，就可以赚钱了，这基本是普世的真理。坏品德可以赚钱，而好品德不能赚钱。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如此，是大方向。现在华尔街的赚钱，大家也认为是坏品德赚钱，美国人在法律上不能把华尔街如何，但在道德上，可以控告华尔街。
美国和西方国家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已经充分的世俗化了的社会，因此又开始出现坏品德赚钱的实例，也就是开始回归到自己传统的普世真理里面了。但西方和美国在资本主义中期的时候，也就是成熟期的时候，曾经出现了一个好品德也能赚钱的时期，而且这个时期也非常的长，因此这个时期而已影响了美国和西方的许多国家，并对现在的西方和美国的社会也有相当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来到西方以后的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西方社会也有道德，而且这个道德的要求还很高，比如诚实，比如信用，比如时间观念。而西方的这个道德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仅仅是从你个人的良心出发的，也不仅仅是从你的宗教信仰出发的，或从基督教信仰出发的，而是一个普世的要求和标准，并且还和赚钱挂上了钩，并用好品德能赚钱来强化这个好的品德的持续和标准与要求。因此， 好品德可以赚钱，就是西方以德治国的标准，也是用来强化资本主义道德方面的标准。
关于好品德可以赚钱，这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的书里面是有展示的，一个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个是美国开国领袖之一的富兰克林的诸多论述。
韦伯是社会学家，因此他的论述是有社会学统计作为其基础的。韦伯发现，在新教伦理盛行的地方，比如德国，英国，美国，人们普遍富裕，不仅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富裕，还比天主教徒富裕，也就是比南欧的那些天主教国家的人富裕。尤其在一些持有新教伦理的诚实，守信，时间观念强的地方，人们也普遍要富裕。因此韦伯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为了赚钱，资本主义精神也是如此，但在道德伦理高的地方，反而加强了赚钱的可能，道德水准高与赚钱多两者联系在了一起。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此前的所有历史和实例都向我们展示的是，没有道德，或道德低下，才有赚钱的可能。
其实韦伯阐述的是一个基督教新教伦理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天职观。也就是从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包括马丁路德在内的改革家神学家们，比较注重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不要仅仅做一个星期天基督徒，而是要将基督徒做到世俗世界，也就是基督徒要在世俗世界中发光，做世上的盐和光。而基督徒的世俗职业，就是一个发光的地方，要在世俗职业中见证主的荣光，要有职业道德，要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个职业工作，而做好职业本身，就是敬拜基督。这就是很有名的天职观。这种天职观，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职业观和职业道德，因此，凡有基督徒的地方，他们在职业中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勤奋努力，因此，他们也同时用工作和劳动致富了。这就是好的道德品质能赚钱的本质所在。
富兰克林也在其书中，论述了相近的思想，就是，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诚实就是金钱。也就是将一些好的品格，如遵守时间，信用第一，诚实的人，与金钱挂上了钩，也就是与资本主义精神挂上了钩。
就普遍意义来说，我们中国人到了西方会发现，西方人一般来说，在时间观念，信用观念和诚实观念上，是比中国人要强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西方人的人品和良心真的比中国人好和高吗？或西方人的道德品质比中国人高吗？笔者不这样认为，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其实道德品质都差不多，良心也都是从上帝而来的，都差不多，那么差距是如何出来的呢？就是西方将赚钱与好品德挂钩了以后，用金钱或资本主义精神，反向加强了对这种品格和品德的认可和强化，使一般人能更有效的保持住这种好的品德。
很多人谈到的中国人普遍作假的习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毒奶粉，地沟油，学术论文作假等等，这不是说明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如何的低下，或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而是表明，中国人现在还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成熟阶段，还在初级阶段中，还处于那种坏品德才能赚钱的环境中，还没有过渡到好品德也能赚钱的高级资本主义阶段中。
我们中国人到了西方，最先发现的就是西方人非常讲信用，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那么这个人在西方的社会和环境中就玩完了，这一点都不夸张。如果一个人没有信用或信用破灭，那么他就不会有信用卡，也不可能从银行里面借到钱，也就是不可能买房买车，或进行消费，包括学校的学生贷款。金钱与信用是直接挂钩的，因此这样的资本主义，就加强了一个人的好品德，或强化了这种好品格。其他还有金钱与时间，金钱与诚实等，也强化了时间观念和诚实的品格。
其实中国人也讲好品德赚钱，比如所谓的儒商，所谓山西的票号的信用，清代山西的金融资本家们，都是一些讲信用的君子，只是这些品格，都是局部的，很快就会一风吹了，没有在社会中进行的彻底。而大的环境，还是讲，坏品德如何赚钱，所谓奸商，所谓无奸不商。现在中国社会普遍道德低下，与中国社会还处在资本主义早期有关，还处在赚第一桶金，而且很多都是带血的，无道德的第一桶金的时代有关，中国还没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
关于道德和金钱，在中国传统思想里面，有一个概念可以概括，就是所谓的义利之辨。义就是道德，利就是金钱。而关于义利之辨，儒家是有一套看法的。就孔子的思想来说，关于义与利，是比较平衡的，孔子不是第一时间就将利打倒，而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财没有什么不对，但要取之有道，要用道来控制对财富的欲望。关于富裕与教化，孔子也说，第一是要富裕，第二要教化，人们首先要富裕，在富裕了以后就要注重教化。孔子绝对没有说让人们不要富裕，富裕在孔子的心中还是很重要的。
但到了孟子的思想里面，义利之辨就不太平衡了，就开始走极端了，就是所谓的舍身取义，杀生成仁。利就慢慢成为不好的东西，是与仁义对立的东西了。而到了宋代的新儒家手中，义利之辨就更为极端了。
南宋的思想家朱熹与陈亮曾经有过一个关于义利之辨的论战，在南宋非常有名。因为中国在宋代的时候，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非常发达的时期，因此那个时候关于如何对待义利，争论也非常的激烈。朱熹当然是站在道学家这一边的，强调仁义本位，而陈亮就争辩说，要想发财，就要抛弃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陈亮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五毒，要想发财，必须抛弃这五毒的教化。陈亮这个人是读书人，但同时也做高利贷生意，而且还很成功。陈亮感受到，一个读书人，在做生意的时候，会受到很多的束缚，尤其是自己读的书的束缚，而这种束缚，很可能会导致生意的失败。
朱熹与陈亮的论战，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他们都没有找到将义利统一在一起的可能性，还是将两者分离了。所不同的是，朱熹强调仁义第一，陈亮强调利益第一，两者都将利益与仁义完全对立起来。
因此，无论中国的传统，还是西方的传统，都还是将道德和赚钱对立起来。西方赚钱人的极端就是犹太人，而犹太人的形象，在西方一直是不好的，比如西方大文学家莎士比亚，就写过一个《威尼斯商人》来嘲讽犹太人的刻毒。其实犹太人成为商人并有钱，都是被迫，原因是欧洲人歧视犹太人，不准许他们干实业，于是犹太人只好经商，然后成为了有钱人。而西方也只有在资本主义成熟期后，才将好品德与赚钱统一了起来，成为相辅相成的东西。
西方的以德治国，基本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基督教的影响，宗教伦理的影响，天职观的影响，一个方面是好品德也可以赚钱。这两个方面，奠定了现代西方社会道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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