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是枪不离手的芝加哥黑帮，如今却是这座城市的和平使者，反街头暴力的先锋。今年，一部关于他们的纪录片《The Interrupters（阻断者）》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真实生活。
《阻断者》导演史蒂夫・詹姆斯（左一）和措贝・威廉斯（左二）、蒂奥・哈迪曼（右一）等人的合影。
2008年4月，芝加哥高中生在街头进行反暴力游行，当年已有29名学生死于暴力冲突。
恩格尔伍德一片破败街区的某个门廊下，站着八个年轻的美国黑人和两三个姑娘。芝加哥南部的这一地区，素以凶杀、吸毒和早孕等社会问题而著称。酷热的夏日午后，这群人正喝着东西，嬉戏、叫嚷、放声大笑。
“我不喜欢这样的场面。”我们在外面停下车时，尚戈说道。他是这座城市的反暴力组织“停火”的成员之一。他解释说，聚集的人群更易成为驾车枪杀事件的受害者。
我们所在的街道正处于几个街区的中间位置，最近几天已经发生了三起凶杀案，过去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当中，类似的犯罪数不胜数。“没人有胆在这儿停车。”尚戈说此话时，担忧之中带有几分伤感。他的同伴TJ曾是一名囚犯，现在是“停火”组织经验丰富的外围工作者，TJ告诉我，夏季是“杀人季”，因为人们的不满无处发泄。而若是在冬天，人们不得不待在屋里，胸中的怒火便会有机会得到平息。
站在门廊上的另一位成员长得精瘦，文身的花纹如蔓生的杂草一般从他的衣服中冒出来，他从人行道上一瘸一拐地朝我们走来。他的左脚是假肢，是一次枪击的后果。
他叫迪伊，对于城市南部的街头暴力再熟悉不过。“现在我的生活走上正轨了。”迪伊对我说时，尚戈正警惕地看着街区上往来的每一辆汽车。“我尽可能成为更好的人，不想再惹麻烦。我的生活用了18年才定型，要转型的话，我还得再花上18年或者更久，所以需要别人全力支持。”
这番话语令人钦佩，要知道我最近一次看见迪伊时，他还挨了砖头。那是纪录片《阻断者》中的一幕场景，它真实地记述了激烈的城市暴力事件。
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史蒂夫・詹姆斯，他曾经拍摄过在国际上备受赞誉的《篮球梦》，讲述两个身处困境的美国黑人男孩，努力想成为职业篮球队员的故事。影片中，感动、欢乐、悲伤和振奋等种种情绪相互交织。而在《阻断者》中，感情的冲突则更为强烈。
《阻断者》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一座城市一年的生活，就是与暴力作斗争”。在美国的大部分城市，包括芝加哥在内，暴力事件自1990年代起正逐年减少，凶杀案的数量更是呈直线下降。1990年，芝加哥共有850起凶杀案，去年只有435起。然而在人口只有伦敦三分之一的芝加哥，这个数字却仍是伦敦的三倍之多。
街头“维和部队”
凶杀事件并非在所有城市都呈现出减少的趋势。美国西北大学政策研究学院最近的一项报告称，“发案率长期以来呈下降趋势的说法并不适用于黑人社区。”
尽管美国地方和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然而贫困和歧视等历史因素引发的暴力问题依旧棘手。出于恐惧也好，漠不关心或无能为力也罢，大多数人对此回避。《阻断者》就像是一张邀请函，让人们得以近距离了解，在一位黑人总统诞生的时代，美国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影片开头引用了黑人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的一句话：“这里的生活就像是在战区。”纪录片导演深入“战区”，他的拍摄成果，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充斥着杀戮和绝望的人类学素材。然而迪伊认定，只要摄像机一直记录，“停火”组织在工作中展现出的精神，必将令这部影片成为人道主义的见证，正如他们的口号所言―“停止，人类，相残”。
“停火”组织由流行病学家加里・斯卢特金组建，他认为不应将暴力事件作为道德危机处理，而应当把它看做一种可以预防的疾病。斯卢特金有丰富的初级卫生保健经验，并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成功抗击了艾滋病在乌干达的传播。他指出，对于大多数流行病，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才是关键。
传统观念一直以宏观的态度看待暴力事件，认为它是贫困、失业、家庭破裂、种族歧视、滥用药物和异化等一系列复杂社会问题的体现，认为只要这些潜在诱因不复存在，暴力也将随之消失。斯卢特金驳斥说，以消除暴力本身为目标才更合理。“也许传统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他在纪录片中说道，“或许暴力事件减少，其他问题也会跟着好转。”
一提到芝加哥，总能让人联想到匪帮，但人们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我们想到的大多是阿尔・卡彭、情人节凶杀案和违禁品交易。这些早就成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事，卡彭因逃税被判入狱，世界依旧照常运转。然而匪徒们却从未走远。只不过在芝加哥之外，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杰夫・福特这个名字没有任何意义，更别提在欧洲了，然而在芝加哥的黑人社区中，他却是一个传奇，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俨然是《教父》中的唐・柯里昂和罗宾汉的混合体。福特的帮派，在1960到1970年代拥有成千上万名步兵。有着“黑人王子”之称的杰夫・福特，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名黑人领袖，其影响力曾令他在白宫接受尼克松总统的接见。
然而和卡彭一样，福特最终也受到法律制裁。所有罪名加在一起，他共被判处155年监禁。
政府对福特一类的领头人物的查处，导致芝加哥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黑人帮派分崩离析，而一向声名狼藉的安居工程被拆除，则进一步瓦解了黑帮对黑人贫民区和毒品生意的控制。
如今，特大的犯罪团伙已经垮台，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派系”，临近的年轻人结成小规模团伙，范围常常不超出他们居住的街区。许多争端并不涉及派系之间的利益，而是缘于太容易获得武器。如此一来，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能随时升级。在这种环境中，“停火”惯常的举措―召开公民会议、发放传单、举办示威游行―通通派不上用场。因此，斯卢特金在2004年批准了前皮条客蒂奥・哈迪曼的计划，在“停火”组织内部成立了一个主要成员为前科罪犯和帮派成员的专家团队。用哈迪曼的话说：“我们让坏人出山。”
这个团队被称为“暴力阻断者”，任务是调解街头矛盾，防止动用武器导致人员死伤。阻断者不站在任何一边，不充当警察的线人，也不干涉帮派、毒品交易或其他犯罪行为。他们只负责在关键时刻出面干预，使争执双方各退一步。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不让发生在街头的口角演变成暴力事件。
非主流的领导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在芝加哥西北部的一个小街区，2003年该地曾发生过12起凶杀案。“停火”派去了两个“阻断者”，结果2004年全年没有一起凶杀案记录。“暴力阻断者”由哈迪曼管理，他在“停火”位于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大楼的总部之外办公。
在哈迪曼办公室的墙上，挂着鲍勃・马利、纳尔逊・曼德拉、穆罕默德・阿里和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的照片。哈迪曼肤色较浅，头发稀疏，有着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说起话来悦耳动听，但他同时也是个认真钻研黑人历史的学者。我提到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对黑人暴力事件的研究，在著作《神的孩子》中，巴特菲尔德将其归结于残忍的奴隶制度。巴特菲尔德还提出，南方白人为“荣誉”誓死而战，就像是今天黑人为“尊严”而战。
“我很高兴你说到这些。”他说自己也读过这本书，“因为没有人愿意谈论殖民者对加勒比非洲人的暴力起到了怎样的影响。”他揭开尘封的历史，从《中途航道》谈到佃农耕种，从种族隔离谈到实施私刑，又从三K党谈到马丁・路德・金。“人不该为暴力找借口，”他说，“然而我们的暴力是被教出来的。”
哈迪曼成长在暴力就是家常便饭的环境中，“就像每天早晨要吃早饭一样稀松平常”。他说，许多置身事外的人都抱着错误的观点，认为一件事一旦形成常态，就不那么可怕了。“人们应该了解，生活在社区里的人同样会害怕凶犯。现实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酷毙了’。那一点儿也不酷，唯一不同的只是你就生活在杀人犯或强奸犯的隔壁，学会了一套生存之道。”
祖母把哈迪曼带大，她一直教导他除非出于自卫，否则不应该去伤害别人。他说，即便沦为罪犯和瘾君子，自己也始终恪守着这样的原则。年轻时，他曾和两个朋友在芝加哥商业区的雷迪森酒店，通过消防通道闯入17层的一间客房。他们看到一对夫妻正在床上。“我的一个朋友对那个女孩起了歹念，我站出来告诉他，‘你休想在这儿做出伤害他们的事情。’”最后哈迪曼拔了电话线，和同党两手空空地跑掉了。
20年前哈迪曼戒掉了毒瘾和酒瘾，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让自己成为一名和平使者。他在“暴力阻断者”中享有威望，而对那些曾经杀过人、从不按规矩行事的人来说，想得到他们的拥戴并不容易。哈迪曼未曾依附于某个帮派，这对他很有好处，但在任何时候，他说：“你都不能示弱。你稍有示弱，他们就会占上风。”
假使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又会如何？他笑着说：“有几个人就经常在我面前雄起，没啥大不了的，我们这些人就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尽管听起来像是一剂防止旧病复发的药方，但项目中的成员几乎不存在任何行为规范方面的问题。“我们大概有300个阻断者。”哈迪曼说，“只有5个人再度堕落。”
哈迪曼说起那些数据就像在唱诵爵士乐的歌词。“2011年1月至6月，我们调解了351起冲突。”他说，眼前一切都很顺利。“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凶杀案减少了大约30起。我并不是说这全是‘停火’的功劳，但它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40年来，凶杀案的数目首次低于400起。这在芝加哥可是前所未有的数字。”
暴力与人性
造访过哈迪曼，我沿着走廊来到措贝・威廉斯和另一位同事共用的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威廉斯外表好像温和的泰迪熊，他是《阻断者》中的明星之一。你很难把眼前这个看起来脾气非常好的男人，和他曾因为企图杀人和交易毒品而服过12年刑的事实联系起来。“我父亲是个很了不起的帮派成员。”他用一口温和的芝加哥口音说道：“他贩卖毒品，开着一辆卡迪拉克。他是我的榜样。”
6岁时，威廉斯到监狱去探视父亲，并从他那里了解到了帮派里的事情。等到威廉斯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一场斗殴中被人打死了。“我一心想把所有东西都撕碎。”他说：“我的母亲努力想做好她能做的一切，但我父亲死后她开始沉迷于毒品。于是我和社区中跟我一样没有父亲的孩子混在一起，做各种疯狂的事情，贩毒、轮奸，然后被关进监狱。”
当几位朋友被判了50到60年的监禁，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他开始在“停火”做志愿者，并最终被录用，后又因为组织的资金不足而被解雇。每年预算不足的时候，“停火”就要把一名成员从发薪名单上剔除出去。他们的资金一部分来自公共机构，另一部分来自于个人，永远也养活不起所有的成员。不管有没有薪水，威廉斯都坚持来工作。“我坚定地留下来，因为我也是造成问题的一分子。”他说：“我的过去一团糟，我希望能帮助周围的孩子，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也来自破碎的家庭。”
我遇见的“阻断者”身上的那股热情，让人联想到戒酒的人显现出的强烈的克制。威廉斯承认，即便回到家中待在妻儿身边也很难让自己停下来，就像得了强迫症，他说，自己不断和街上的派系建立信任关系，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影片中，威廉斯的工作是帮助他人从不良的情绪中走出来，而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他在狱中结识的旧友，那人名叫弗拉默。第一次见面时，弗拉默正处于狂怒状态，枪塞在裤子里，围着自家的前院边走边跺脚。有人告发了他的兄弟，他想要报仇。
威廉斯想劝他冷静下来，然而在狱中度过了32年的弗拉默可没那工夫听他废话。“你能帮我什么？”他逼问：“就现在，你能帮上我什么？”
威廉斯设法劝阻弗拉默去找对手算账。两人的交流过程，就像是两个好莱坞顶级演员的表演，威廉斯坚韧正直，弗拉默冲动不羁。
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威廉斯和利尔・米凯伊之间的关系，这位年轻人是个改邪归正的前帮派成员，如今是“停火”组织的一分子。米凯伊15岁时因持枪抢劫理发店被判入狱，刚刑满释放不久，我们看到威廉斯始终陪伴在男孩身旁。米凯伊对自己罪行的悔过，每每令人感动落泪。“许多人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威廉斯说，“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人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如果你总被人说成是败类，最后就只好破罐破摔，让自己成为恶棍。”
单纯地将暴力行为当做一种疾病看待似乎有些不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能发挥作用？人的责任感又在哪里？人们没法选择自己是不是要患上癌症或肺结核，却可以选择是否购买枪支。而当我们知道某些行为可能增加患病的几率，大可以不那么做，然而在恩格尔伍德这样的地方，用枪支武装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是一种必需。
倘若暴力行为被视作一种疾病，那么它毫无疑问是一种接触性传染病。芝加哥南部的冲突并非个别现象。在纽约、底特律、洛杉矶、巴尔的摩，甚至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青少年和帮派的杀人事件近些年都呈现出上升趋势。生存环境是部分原因，电影和音乐等媒介也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可以改变原有的文化氛围。”哈迪曼说：“如果暴力在人们心目中丧失了魅力，那么执行暴力的人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酷了。”换种说法，就是让人们觉得不实施暴力才真正够酷。这并非一夜之间就能办到，若要做成，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克服种种阻碍和挫折。然而在这令人绝望的境况中，“暴力阻断者”已经为人们树立起了一个榜样。无论旁人怎样看待，他们的行为无疑真的酷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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