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借由文化体制改革浪潮，在中共高层的大力推动下，一场时代色彩浓厚的“大辩论”和胡氏色彩浓厚的“新文革运动”正席卷中国大地。正反双方对这场“新文革运动”看法之巨大差异，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
看好胡锦涛的一方认为，胡为目前这场“大辩论”放行，允许中共从政界高层到报馆学界围绕“左右”之争展开广泛讨论，这个胆略几乎可以和邓小平文革后发起“两个凡是”的魄力相提并论。胡掀起这股思潮，即有“真理越辩越明”的胆略，也有把所有辩论都控制在一定范围的信心，这说明了胡的开明，也证明了他的政治自信。
这派观点认为，胡任期最后几年决定在文化领域动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目的，除了要在意识形态层面涤荡资本主义泥垢，回归社会主义本质外，还有非常现实的政治考虑。那就是加强中央集权，颠覆西方资本主义对媒体、资本、政治间关系的传统认知----是师从邓小平、朱镕基的政治权谋。
我们知道，邓小平当年在文革后开始发力，在九二年“南巡讲话”时破处了人们心中有关姓社姓资的疑虑，决定在政治制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工具性利用，来发展经济，增强中共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邓小平去世前和去世后，在朱镕基的具体操盘下，中央相继通过了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分税制），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一行三会”，建立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体系），央企的治理整顿（完善责任制，成立国资委、信产部）等一系列动作，铲除了地方当局对金融领域的干预能力和挟地方财力对抗中央的能力，逼着地方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了。
朱镕基的高明在于，他以“经济沙皇”的面目获得了西方的高度评价，却干了一件实质上令西方极为不爽的大事：他帮中共把“钱袋子”抓在手中，巩固了中央集权，同时又把国有控股的央企、商业银行体系打造成了是以和西方大公司匹敌的赚钱工具，几乎颠覆了西方资本主义理论两三百年来关于国有和市场不相容的传统认识----当然，就像老牛在上篇说的，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过于关注国有资本收益而造成社会不会，而造成人们对主义的排斥，这是另一回事。
所以，胡锦涛搞“文革”，就是效仿邓朱二公，借资本主义工具，干社会主义政治，通过国家资本运作方式建立起中央政府控股的若干家媒体集团。
这样，对内，可以减少地方当局对媒体批评监督的干涉力度，通过行使国家资本控股权力，行使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并能帮中共把“笔杆子”抓在中央手中，形成“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印把子”等（组织人事）中央一手抓的格局，巩固中央集权。对外，不仅可以和西方强势媒体争夺话语权，还能减轻外界对中共新闻审查制度的指责压力----如果能发挥到监督作用的话，那更是颠覆了西方所谓的媒体与资本、政党间关系的的传统认知。
以上是对胡锦涛“洗萝卜”行为的正面解读。看到这里，相信对胡锦涛持否定态度，或对“胡氏文革”持否定态度者，早已忍不住要大声喊停。
白丁博应该就是这样的同志。在老牛上篇文章的跟帖中，白丁博旁征博引，忧心忡忡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胡锦涛不仅不是这场“大辩论”的发起人物，反而是这场辩论的矛头所向。
他援引中央党报《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认为这是习在赤裸裸向胡锦涛发出挑战，认为此番正席卷中国的左右之争，和邓小平当年用“两个凡是”的讨论作逼走华国锋的招数一样，是由台下的习近平刻意发起的逼宫行为。胡现在搞“文革”，就和当年叶利钦下台前选接班人一样，是在“用余权和习谈好各种保障条款”。
----正反双方的观点都指向同一个历史事件，却得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前一派眼里，胡锦涛是威风八面的邓小平，后一派则认为胡锦涛是面临政治清算的华国锋，两派观点相差如此之大，实在是有趣之极。
反对胡锦涛的一方不仅认为胡没有邓、朱的魄力，更没有这两位大佬的政治手腕，只能一天天蜷缩在江的政治桎梏里，受者习近平等人的窝囊气，冲民众凶巴巴发脾气。而胡亲手发动的这场“新文革”，等他一走到台下，一定会被继任者像坏萝卜一样扔进垃圾堆里。
而且，反对者中，以贾明、杨主席等一方的观点还认为，文化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文化是“放”出来的，不是“限娱令”、“限播令”、“禁插令”等“管”出来的，古今中外历史实际已经证明，统治者越是对文化干涉越少，文化就会越发繁荣。所以，胡搞的这场“新文革”，不仅纯属吃饱了撑的，也是完全和文化发展规律相背离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倒退（贾明：《文化繁荣 黄粱一梦》 http://blog./post-150933.html ）。
尤其是联系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朱镕基把国有金融、央企等搞成中央掌握巨无霸后，中共未能克服资本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和制度内生缺陷，没有按照社会主义要求，让普罗大众享受到国有资本带来的收益，反而这种收益被官僚阶层、国有资本系统内成员消化瓜分，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而且国家权力和国有资本相结合，形成国家垄断势力，其对社会公众的盘剥，更甚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体系下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这就让很多人对胡锦涛在文化系统搞改革的真正动机产生了严重怀疑。而且因为这种形势恶化，社会反弹激烈，本届政府最后几年只能四处救火，过得相当辛苦！无奈何下，只能扭回头去向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求救。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包括“胡温”在内的这两届政府咎由自取，是他们在政治上长期不作为的直接后果！
朱镕基因任期所限，完成了前一步改革，后一步更为重要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建设----通过制度和法律约束国有资本的贪婪本性，使国有资本所带来的收益真正服务于社会公众，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被这两届政府完全荒废了！
不仅如此，这个领导集体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了资本的傀儡，成为了反对向真正社会主义回归（他们不光反对向社会主义回归，他们反对一切改革，因为他们是时下中国最大、也最有权势的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最大阻力！
那么，胡锦涛亲手发动的这场文化体制改革，会不会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会不会反而成为国有资本或政治权贵对文化资源和公民利益的又一次强夺豪取呢？
老牛只能说这个风险是存在的，而且很可能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毕竟，制度和法律的建设和十年前相比并无根本改观，而政治权贵的胃口和影响力却已然放大了无数倍！更为关键的是，作为接班者，习近平对“胡氏文革”的态度还相当模糊，他是否会通过制度和法律建设来抑制国家资本的贪婪本性，继续推动向社会主义回归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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