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与中国的旧体制的“维稳”价值观是相悖的，所以汪洋自然便成了众人攻击的对象。在传统面前，个人和单薄的组织总是显得那么无力，历史“维稳”基调给旧体制提供了温床，使得权力的割让变成了一场持久战，不过相信当公民意识普遍觉醒的那天，我们看待“罪人”的眼光或有不同。
很多学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固守一方的土地文明，这其中掺杂着东方的神秘、保守、坚韧等个性。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没能逃脱历史的主流基调，从炎黄五帝至漫长的封建帝制，中国的政治价值观留下了深深的“维稳”的烙印，革新这种词向来是要先戴上“罪人”的帽子，也许这就是传统力量。
最近广东不断出事，很多人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作为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从汪洋个人、仕途以及在广东所实施的政策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指责和否定。可是我们只要冷静来看这些指责就可辨其中的悲凉之处。
首先，广东拥有多个经济特区，其经济发展水平一直是全国的领头羊，又因为濒临香港，社会开放程度也高于其他省份，它的经济模式堪称为先进。然而，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在群体生活的过程中有其必然的矛盾冲突，这样才使得新鲜思想注入并利于群体的进步，引入到当今社会中也是一样。显然这种“进化论”的方式与中国政界“维稳”的价值观是对立的，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甚至同时期的不同地区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但是在中国旧体制的“维稳”价值观下，这就是乱，就是罪。
其次，从王安石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变革屡屡以失败而终，本质渊源就是“维稳”价值观烙印背后的权力支撑。一个不民主的政权，权力的极大诱惑足以改变心存正义的政客，由利益的指引，政客玩着权力的游戏，阴谋占了上风，正义无处可寻。当一个恶行的链条长得看不到全貌时，分解在各个环节的人就有理由觉得自己是无辜的。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悲哀之处：即便很多人知道了中国问题的恶因就在于“体制”的落后，但是谈改革依旧是句空话。
最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当局者能有足够的胸襟把权力归还给大众。早期胡锦涛就曾经提出过“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这是一种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新格局。说白了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型，国家放权给社会，国家只充当铁面无私的法人角色，负责规则和公正的平台，从市场经济到地方文化都有社会自我管制。无疑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模式不但能解决中国腐败问题还能更好地推进民主的进程，但是面对旧体制下的价值观，这种大胆的“放手”却被视为没教化。因此政客们思想上的顽固比起政治工作中的不作为更可怕。
从这点来看，汪洋就是在冒一场“革新”之险，这也足以说明他在多人眼中的“罪过”了。举个例子，最近的“乌村事件”，当民众起来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旧体制的价值观认为这是“造反”，不管以什么方式都要最快地解决问题，而最有效的方式也莫过于暴力镇压了。形象点说：在专制高压的旧体制里，即使注意了民生，也不过是把人当猪，只在意喂食。
而社会管控，是站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在意民众的自我管理，他们甚至可以要求政府的行为，它强调于个人、社会的有机合作，国家只是一个派生的产物。这是政府去管理化，走向服务型政府的一个趋势，这要求政府给予社会足够权力的同时，要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做支撑，最起码只有先听到了“民声”才有解决民生的可能性。
相信在中国很多地区都有“乌村事件”，但能向广东民众这样大声说出来的恐怕少之又少。
言论自由与中国的旧体制的“维稳”价值观是相悖的，所以汪洋自然便成了众人攻击的对象。在传统面前，个人和单薄的组织总是显得那么无力，历史“维稳”基调给旧体制提供了温床，使得权力的割让变成了一场持久战，不过相信当公民意识普遍觉醒的那天，我们看待“罪人”的眼光或有不同。
评论 (0)